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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呢?那是因为当时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定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手臂缠着“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1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的声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四月二十七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三员“大将”中一位是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一位是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一九二三年四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一九二七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八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六年前,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辏б约八镏猩街铀锟疲鞘抢聪蛑泄脖硎咀:氐摹! �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的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立即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五月九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2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二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那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一九二七年二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