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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分析了红色区域存在的五项条件：
（1） 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的重要经验：“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毛泽东强调，“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毛泽东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谈及了对于这种乱指挥、瞎指挥的苦恼：“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不过，当人们从“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中清醒过来，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当时的预见和正确主张。毛泽东的威信在井冈山上越发高了——他的威信，曾因被中共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一度下降。
井冈山毕竟闭塞、远僻，是当时白色中国中唯一的小小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心境：“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毛泽东这篇当年藏在伞把里的党内通信，如今已成为一代名著，成为专家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起点的重要文献。专家们就连文章中的一个标点符号，也加以仔细研究。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新版印行时，此文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反复调查，改正了当年誊抄时的笔误，被列为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一是去掉一个顿号，即原文中提及井冈山出产“木材、茶、油等农产品”，改为“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二是原文中提及特委委员“圆盘珠”，颠倒了一下，改为“盘圆珠”。研究工作达到了如此精细的水平，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柜台上写成的文章如今是受到如何的重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冈新城西门外人声鼎沸，万众欢呼，重现了半年前的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河东广场出现过的热闹场面。上一回是庆祝朱、毛部队会师，这一回则是庆贺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会场上高悬这样的对联：“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在红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时，为了虚张声势，才取了个“四”。其时，只有这“第四军”而已。怎么忽地冒出了个红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呢？原来，那是五个月前的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和滕代远在湖南东北部、汨罗江畔的平江县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此时，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八百余人，于十二月十日跟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对于井冈山来说，这是大喜事。于是，两军决定在十四日召开会师庆贺大会。主席台也是临时搭建的。当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登上主席台时，欢声雷动。正在这时，忽然轰的一声，主席台坍了！原来，朱、毛会师时，主席台下面放的是一只只水稻脱粒用的禾桶，搁上门板，非常结实。这一回，主席台却是用竹子搭架子，扎上绳子，再铺门板。因此上去的人一多，承受不了重荷，绳子断了，主席台就坍了。
马上有人悄悄议论：“哎呀，‘坍台’可不是好兆头呀！”这时，朱德站在台前大声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台子垮了，我们马上可以修好。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朱德的即兴讲话，激起一片掌声、笑声。
主席台很快修好了，小插曲过去了。大会正式开始。
穿一身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帽子，脚穿一双黑布鞋，毛泽东显得很精神。毛泽东的讲话，总是那样的形象、生动，很容易叫人听进去。他说：工农兵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就能打遍天下！毛泽东的话如此通俗，使那些刚刚放下锄头、穿起军装的农民们都能听懂。毛泽东还说：“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会从小到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彭德怀的一脸黑胡子，今天算是刮干净了，头发也剃得一干二净的。他说得很谦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党代表、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地学习红四军的宝贵经验！”
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早在平江起义前夕，他在送给黄公略的一首诗当中，便有这么几句秋收起义在农村，
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敬润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述》，第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彭德怀起义，是以“润之”——毛泽东为榜样。彭德怀还曾这样说及自己“对毛润之的敬仰”：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一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确实，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成了水上的浮萍，漂来漂去，没有着落。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依托大山，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落地生根，所以各路起义兵马都朝井冈山投奔。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乡，跟毛泽东故乡韶山，相隔不远。他俩是同乡。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他可以说是兼“工农兵”于一身：出身于贫苦农民，当过矿工、堤工，十八岁进入湘军当兵。
二十四岁时，他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改名彭德怀。
毕业后，他在湘军里由排长而连长而营长。一九二六年，他参加了北伐，成为团长。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彭德怀参加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仪式由中共“南华安”特委张匡主持。所谓“南华安”，即湖南北部南县、华容县、安乡县三县的合称。彭德怀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受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段德昌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彭德怀最爱看的是这三本书：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编的《通俗资本论》，还有一本则是《水浒传》。
他最喜欢的人物是李逵。他呢？也自称“有些类似李逵”。
彭德怀入党之后，七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他收到来自长沙的密电：“‘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了党的机密，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彭德怀的团，正驻守平江县。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派员滕代远前来巡视。于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密商起义，以免被一网打尽。滕代远，二十四岁，湖南麻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青年和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他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不久，调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
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动手了！那天上午十点，他召集营、连、排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当场逮捕一批不服从的军官。十一点三十分，他的部队颈上都挂起了红带子，向县政府发起进攻。下午二点，全城就落到彭德怀部队手中。据彭德怀自述：“我三点多进城，亲眼看到满街红旗飘扬，秩序井然。”翌日，黄公略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三团三营前来平江，加入彭德怀起义部队。黄公略跟彭德怀同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供出的中共党员名单之中，便有黄公略。黄公略前来彭德怀处，正在谈论他的部队起义经过，却传来消息，三营反叛了！
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平江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后改为五个纵队，约两千人。
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调集十多个团“会剿”红五军。彭德怀采用“打圈子战术”，跟这十多个团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决定留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两个纵队八百多人南下，跟朱、毛部队会合。就这样，井冈山又增加了一支队伍。至此，五支队伍，先后会师井冈山。这五支队伍是：秋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队伍，广州起义队伍，湘南暴动队伍，平江起义队伍。井冈山日益兴旺起来。会师之后，毛泽东让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因为红五军一路苦战，亟待休整。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原本很不起眼的井冈山，越来越成为全中国注目的地方。关于“朱毛红军”的消息，连篇累牍见诸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长沙通讯”，引起众所关注。那标题是《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键任两省会剿军临时指挥》。原文如下：
长沙通讯：
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近三月以来，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涤平、何键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屏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键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甲）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总共湘赣两省会剿兵力，为四旅六团，人数在三万以上这则报道，十分真实地勾画了湘赣两省实行第三次“会剿”的阵营。那时，南昌的江西省政府里坐着朱培德，长沙的湖南省政府里坐着鲁涤平，他俩各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手握重兵的何键跟鲁涤平又面和心不和，构成“两省三方”的微妙局面。四十一岁的朱培德，资历颇深，早年入云南武备学堂，一九一一年参加蔡锷领导的反清起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广州警备司令。一九二一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滇军司令。不久，又任广州军政府陆军部代部长。他原是云南一霸。一九二六年七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进入江西。翌年，他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坐镇江西，一手能遮江西。鲁涤平，湖南宁乡人，跟朱培德同岁。他早年入湖南将弁学堂，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一九二四年成为湘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二八年，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军军长、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清乡督办，从此掌握湖南命脉。
鲁涤平别号“无烦”，其实他“烦”得很，那何键不断找他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