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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我在上萨尔茨堡接到转来的情况报告，得知本集团军群的情况又已经更趋于恶劣了。第8集团军虽已经把一切可调用的装甲兵力都用在左翼，但却仍不能避免后者在西面受到迂回和被迫向南退却。因为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即从第6集团军抽调兵力投掷在这一点上，并同时撤退后者）所以我们就只好劝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提前将其兵力交给我们使用，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正面向西北延长。事实上，安东奈斯库本来只同意用他们来防御普鲁斯河的。
除了第8集团军的危机以外，本集团军群北翼的情况发展尤为恶劣。现在它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布格河的右翼，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据守着一个面对东北的正面，大致从聂斯特河延展到奇布鲁克河（Zbrucz）上，后者也构成波兰的边界。在西面，上文已经说过，第4装甲集团军用一个反击已经稳住了在塔尔罗普以东的情况。
可是到了3月20日，敌人又使用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在我方两个集团军的界线两侧分别突破，并向南朝聂斯特河游进攻。3月23日，这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矛头就早已接近在捷罗维兹以北和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以南的聂斯特渡口。这样也就使敌军横跨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交通线。危机已经变得至为明显，集团军群也已经命令该集团军缩短战线，以求抽调兵力来肃清其后方。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个战斗群，由毛斯将军（Gen。 Mauss）指挥，也改交第1装甲集团军控制，当所有其他的兵力都被敌方两个集团军所赶走了之后，这个群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的屹立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这支兵力的任务即为阻止跟在敌方装甲矛头后面的主力，切断前者的补给线。
很明显，这些措施并不能恢复集团军群北翼上的情况。虽然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一支装甲兵力深入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不过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个集团军已经遭到了包围。要想在喀尔巴阡以北建立一道持久性的防线，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撤出。
3月23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提供兵力，肃清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认为这些兵力可以从匈牙利抽出，因为它已经被占领。3月24日，我们接到了答复，不仅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其现有的宽广正面，并且还要向西延伸到塔尔罗普，并肃清其交通地区中的敌人。
于是集团军群在同日正午再提出报告说，假使到15时对于前次的要求尚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就只好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了。到了16时，我们又接到了“所罗门”式的回答，希特勒一方面同意第1装甲集团军肃清其西面交通线的基本观念，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继续据守其在聂斯特河与塔尔罗普之间的现有正面。可是这个集团军从那里去寻找这样多的兵力，那却是一个哑谜。这正像1942年1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希特勒一方面允许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上突出，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守住该城不得放弃，换言之，也就是不让第6集团军集中必要的兵力。
当我从电话中向柴兹勒尔将军指出希特勒这种要求是如何不可能时，他回答我说后者根本就不曾了解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黄昏时，我又还是奉命于次日到大本营会谈。
正在此时，我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胡比上将（Gen。 Hube）之间发生了冲突。胡比虽然也承认这个集团军的地位是不能再留，但他却不愿意向西突围，而只想向南退往聂斯特河。就当时而言，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线。因为若向西走，则必须冲过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阻拦，而逃往聂斯特河则几乎可以不必需要任何认真的战斗。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胡比的意见。第一点，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在西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否则即无法阻止敌军突入喀尔巴阡北面的格里西亚。若是采取南面的退路，则该集团军最好也不过是退往山地中，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从表面上看来，越过聂斯特河的路线似乎是危险性较少。但若仔细观察即可以看出来它足以酿成大祸。该集团军缺乏架桥材料在宽广正面渡河。若只从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将暴露在敌方空军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坏的是敌军早已从第聂伯河南面前进，于是迟早第1装甲集团军就会受到包围了。
所以我明告胡比将军，集团军群将不准许他的集团军退向聂斯特河的南岸，而必须命令其向西突围。甚至于在我飞往上萨尔茨堡之前，即早已向他警告，要他立即向西攻击，首先与在齐布鲁克河的那个战斗群相会合。
3月25日上午我从利沃夫起飞，如期赶到贝格霍夫（Berghof）参加午间的会议。在向希特勒说明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时，我强调其东北两面都已受到敌军的强大压力，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其疲兵久战的各师是决支持不下去的，尤其是空运补给又不适当。我更补充说，在该集团军的深入西侧面，敌人已经切断了其后方交通线，而在聂斯特河之南，敌人又威胁其背面。我说在这种情况中，除了命令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西突破，肃清其补给线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使用这样的战术，甚至于可能切断那两个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作战的敌方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的其余兵力应向东方和东北方掩护这个向西的突击，该集团军的南翼仍应留在聂斯特河。所以我又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胡比将军的意见，将这个集团军撤到聂斯特河的南岸去。第一点，作战上的理由要求必须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集中在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中。第二点，因为任何向该河南岸的撤退都可能使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将遭受围歼。此外我又说，这个突破能否成功就要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否能同时从西面来攻，因此又必须立即增援后者。
希特勒回答说，他无法抽调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只要他在西欧还等待敌人入侵，就无法从那个战场上抽调兵力。同样，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在匈牙利的兵力也不能抽动。此外，他也不肯考虑缩短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方正面，以集中兵力向西突破。
于是希特勒和我自己之间开始发生了激烈辩论，他说我对于集团军群今天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该负责。前几天柴兹勒尔告诉我说，希特勒指控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兵力。我当时曾经要求柴兹勒尔告诉希特勒，因为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的投入战斗，而且也总是太迟，所以集团军群对于这些师只有这样的用法。假使希特勒早就把我们所要求的强大兵力给予我们，或是给予我们南翼以行动自由，则他在今天将可以不必抱怨！柴兹勒尔也完全同意于我的见解。事实上，自从“卫城”作战以来，几乎一切的情况演变都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希特勒就断言我们都是在耍弄“大战术”。他说去年秋天，我们告诉他应该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当他最后勉强批准撤到该河之后时，于是我们又宣布因为敌人在基辅突破之故，又必须撤退了。我告诉他这是势所必至的。因为要我们分散兵力在南翼上据守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而不让我们加强北翼的人就是希特勒本人。
接着希特勒宣布依照空军的报告，只看到极少数的敌方坦克，而整个德军的单位却在他们前面奔逃，所以使正面不断向后撤退。因为希特勒所接获的空军报告都是由戈林提供的，所以可以想见他是在从中挑拨。
我回答他说，假使战斗部队不再能挺身而斗，其原因应该是体力溃竭、疲劳过度和实力太不足额。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在我们的报告中，曾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争论都没有结论，我就想抓着一个重点：坚决要求让第1装甲集团军集中其装甲兵力向西突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一起。我坚持在这一天必须下达命令，而且除非第4装甲集团军也能从西面夹攻，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性。
可是希特勒又拒绝这个要求，命令在夜间汇报中继续讨论。尽管双方的意见距离极远，但他却还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礼貌。在离开会议时，我送了一张条子给希孟德将军，说我想与他到外面去一谈。我要求他转告希特勒，除非他接受我的建议，否则我就认为无恋栈之必要。我希望他考虑接替的人选。
下午我的参谋长布希将军有电话来，说胡比又再度提出紧急要求，想向南退过聂斯特河，而不愿向西突围。黄昏时，该集团军又直接来电说向西突破是实际不可能的，并坚持正确的解决是向南进行。布希将军对于第一要求早己拒绝，现在就要求我作最后决定。我立即命令仍应遵照原有指示立即向西突围。
当我出席夜间汇报时，希特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已经考虑过，决定同意你的计划，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破。同时也决定把1个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0轻型师和第367步兵师，用来供第4装甲集团军作突击兵力之用。”
我报告他说，我刚刚已经拒绝了胡比的新要求和严命他应立即向西突破。我相信这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敌方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似乎都已将兵力分散在聂斯特渡口的方向上面。接着，我的作战官夏尔兹布特格中校（Lt。 Col。 SchulzButtger）就宣读我给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命令全文。
由于希特勒态度的突变，我就接着提出我对于未来作战指导的看法。我认为南面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要在喀尔巴阡山地与普里配特沼泽之间，建立一道稳定的战线，而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应防守该山脉与聂斯特河游之间的丘陵地区。我接着又说，第8集团军此后应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该集团军群应以保护罗马尼亚为主责。至于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则为我们暂时必须接受的事实，利用尚在匈牙利境内的兵力即可以封锁。
于是我又建议对于南翼的全部兵力应有统一的指挥，包括盟军在内。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防御，我认为应起用安东奈斯库元帅，辅以一位德国的参谋长。不过希特勒却不赞成，只说因为政治理由，这位元帅是不能接受的。这次汇报的气氛要远比上午的调和，会后希特勒并以晚餐招待我们。
3月26日清晨，我飞返集团军群总部。此时第8军也已经改交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前往第4装甲集团军讨论迎接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击问题。劳斯将军深信他可以与第1装甲集团军发生接触，但对于其自己正面的情形就不敢完全乐观。塔尔罗普已被包围，在集团军左翼，第13军在布罗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但却能溜脱。
现在希特勒既已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使它在喀尔巴阡以北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中在一起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但是3月25日会谈虽然救出了第1装甲集团军，但却也使希特勒感觉到对我不敢领教了。对于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一样的，他在我去上萨尔茨堡之后两天，也曾到那里与希特勒力争撤退其集团军群到聂斯特河的问题。
3月30日上午我被惊人的消息吵醒，说希特勒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群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要在利沃夫降落，再接我一同往上萨尔茨堡。当我在候机时，我的参谋长与柴兹勒尔通电话。后者告诉我们希特勒将要免去我们两人的职务——这也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
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先与柴兹勒尔谈话。他告诉我们，自从上次会谈之后，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就拼命的说我的坏话，所以希特勒才决定免去我和克莱斯特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意图告诉柴兹勒尔时，柴兹勒尔立即表示他也应辞职，因为他一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所以必须共进退。接着他又用书面提出，但均为希特勒所拒绝。柴兹勒尔这种正直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为了叙述我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起见，我准备将当时第二天的日记引述如下。因为我在那时的记忆还是很新的：
在黄昏时晋见元首。在把宝剑加在我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就宣布他决定将这个集团军群交给另一个人（穆德尔）去指挥，因为在东线上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这是我最适宜的。他说现在就只要求死守而已。所以为了象征此种新的领导起见，他不仅要换一个新人，而且还要为这个集团军群换一个新名称。
他又表示对我绝无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我。不过一年半以来，我已经够累了，也应该休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