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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试图从太平天国抗清行动中抢救出一些具有正面意义的反清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范本。太平天国对于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娼妓、缠足等诸恶一律都反对。对妇女特别开放，妇女担当军队后援，代理自古由太监负责的王宫内务，也可以上阵杀敌。但是，太平天国的历法和科举考试——用洪秀全自己的著作小册为教本，并不比清朝现行的进步。以二十五家为一共享“圣库”单位的理想公社制度，始终没有推行到乡下。最后一任丞相洪仁轩——为洪秀全堂弟，曾与传教上共事过，他的西化方针一直不曾付诸实施。而且，太平天国领导阶层无知而排外，缺乏经济计划，未能以军事长才为基础而建设扩展，导致流血不断百姓遭殃的后果。集体造反的行动，在中国一向不曾给人好印象，这一回又让基督教也担了恶名。
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们刻意垄断的上帝福音被人侵占，令他们怨恨不已。比较固守文字而欠缺想象力的人，更是不能容忍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而且还把中国家庭制度注入基督教的天国，给上帝和耶稣添了妻妾。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洪秀全的一套改编，毫无疑问是基督教真正融为中国旧文化一部分的最佳时机。没有一位中国的先知，那个外国宗教信仰可以征服中国？但是，少数几个能够进入太平天国的南京城的外国传教士，虽然受到礼遇，却清楚觉得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并不需要他们来教导基本教理。太平天国甚至自认为是中央是上位，不过对于所有“外兄”都待之以礼。他们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害人”，用了中国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注释。洪秀全编给儿童背诵的《三字经》，列举了上帝扶助摩西与以色列人、救世主耶稣的降生与死、古代中国（商周两朝）敬拜上帝（这一点与耶稣会的方法不谋而合）等事迹。秦、汉、宋的皇帝被指为步入歧途。一直等到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被接入天国之时，他才受命要除鞑妖，拯救天下（中国）人。这是真正做到异种文化通婚了，但是少有传教士能容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更以太平天国基督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余孽为由，而予以反对。
太平天国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名称。文字记录有偏颇，因为官军将太平天国大部分文书销毁了，留传的多属外国人所保存（有些于本世纪才在法国和英国的图书馆中找出）。最后几年曾有一些富领导才干的人出现，但为时已晚。一个能促使这么多人奉献生命的信仰，必定有其动人之处。只不过太平天国的优点，需在清朝衰朽的旧秩序相形之下才显得出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
清朝之得以从内乱外患夹攻中挺过来，主要归因于一般称之为“清朝中兴”的政策与领导转变。一八六一年间，清廷似乎气数已尽。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占领北京，继而迫使清廷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终于使操持朝政的顽固反洋派败下阵来。此时正有一位太平军新掌率，将包围南京的清军大败，随即进攻长江三角洲，并且将于一八六二年直逼上海。这个危机激发了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事后即成为慈禧太后摄政，由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主持政务的局面。新政府力行的两大政策是：外交方面接受缔约制度以安抚洋人；内政方面多用汉人任实权之职以平乱。这种更富弹性的策略，使朝廷势力开始重振。
新获得统辖讨伐太平天国军务大任的，是湖南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一八五二年他自北京回乡编组团练，眼见太平天国对整个儒家秩序的亵渎与猛烈攻击，大为惊骇，决心要以古来就确立的方式——重振道德——予以消灭。为此故，他着手组织自卫团练。先选性格相近而效忠他的人为将领，由将领自己去选军官，再由军官自募兵士。按这个方式组成一个领导从属的人对人的关系网，大家彼此依赖，在作战时可以互相支持。这乃是将家庭制度中人人按其身分相互负责的精神搬到军事上来运用。结果效率奇佳。团练的每名兵士都是清白朴实人家的子弟，训练精良，粮饷充足。
曾国藩还在长江练了水师，设置军火库、妥善运用自己的资源。华南来的客家太平军将物资渐渐耗竭时，曾国藩的湘军便开始打胜仗了。满清朝廷一旦明白最上策是信任那些忠于旧秩序的汉人，曾国藩便有了任用自己的将领为巡抚的权力，也能够动员协调一致的战力。他有条不紊地从上下两方围攻太平军，长江上游湖北湖南的武汉首府曾六度易主：下游方面，英法军终于放弃中立，也投入保卫上海宁波之战。在年轻的慈禧太后听政之下的北京新朝廷，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条约制度，一方面支持各省的保守派汉人巡抚，得以在一八六四年平定太平天国，给了满清朝廷奋力自新的机会。同治中兴时期的理想主义气氛，所展望的是像东汉光武中兴或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盛世的那种保守的振衰起蔽。率先研究同治中兴的西方史学者瑞梅莉（Mary Clabaugh Wright；1957）曾生动地描述，传统儒家式政府的人臣如何在一八六〇年代活力充沛地要整顿朝政。一群八股科举出身而忠于朝廷的廉正文官，毅然平定了内乱之后，试图好好照料农业经济，为百姓谋福。华中各省恢复了安定秩序，税赋减免了，土地再发放耕种，学校重建了，有才之士补入了公职。不过高级大臣主张提倡的多，真正能在基层实现的较少。在如此复兴传统秩序之时，中兴的重臣们也开始进行西化。设置了补给新式武器的兵工厂、建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与国际法的书籍，成立外交部原始型的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隶属军机处。重组的湘淮乡勇配备有新式武器，足以防杜农民造反。这些西化措施也得到西方列强配合政策之助，列强的帝国主义之争要到一八七〇年代才趋于紧张。
近来所作的详尽评估，态度比较不乐观。因为同治中兴让无知而反进步的慈禧太后掌得大权。西化行动大多是交给各省巡抚自理，由于各省内的汉人势力渐居上风，满清朝廷反而陷入了守势。但是省内的行动未能协调一致，而且得不到北京朝廷的支持。结果，清政府的中兴新气象压不倒传统中国政治的惰性，仍然得按过了时的老方法运作。
同治中兴的诸大臣固守重视农业为国家税收与百姓生计根本的观念，全然没有近代式的经济成长开发概念，只是一昧反对贪利。他们仍旧轻视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认为商业是不事生产的。只顾向农民和官吏强调古来节俭廉洁的重要，以为这样便可促进土地农产供养人民与政府所需。为了扶助农业，大臣们也试图降低长江下游的田赋而不见成效（见刘广京于CHOC 10所述），同时并未降低佃租，也未限制地主的地产权。他们试图整顿防治水患的必要公共设施，长江水患整治方面的成绩却没有比前任政府好多少。
中兴气势在一八七〇年以后衰退下去，其原因很多。大臣们煞费苦心地复兴过往，却不拿有建设性的眼光去面对中国的新未来，他们不能有效地激励基层官吏配合，也没有能力处理西化过程中的专门技术知识问题。正是他们保守复旧的力量，抑制了中国以革新方式响应西方接触的行动。
其它乱事之平定
同治中兴一项无庸置疑的成就是平定内乱。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的时候，在太平天国以北的淮河与黄河之间又发生了捻乱（见地图21）。捻子兴起于华北平原南端有土墙防卫的村落，他们按自己的旗号系统组成骑兵而四出劫掠，取地方团练而代之，成为控制本乡的势力。捻子虽然没有太平天国夺取清室天下的野心，却于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的期间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取代了朝廷，并且以劫掠邻省物资的行动困扰朝廷。
清廷屡次想要肃清捻乱，却屡次失败。捻匪村子的土墙被夷平了又再筑起。曾打败太平军的一般儒士将领承诺要保障百姓安全、格杀捻匪头目、赦免其部下，试图藉此断绝乡村百姓给捻匪的支持。在此同时，华北地区多处又闹起其它乱事。这些叛乱与捻匪后来都被配了新式武器的湘淮新军制服，策略是切断其粮食与人力补给，终于以封锁防线加上反骑兵战全面剿平。
华中华北经过动乱震撼之后，西南西北又于一八六〇年代与一八七〇年代发生血腥的回民叛乱——这些激烈争斗最近才开始被人研究。总之，近代中国求变革的运动，要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和平定叛乱的中兴之后开始，不出传统的行事模式。其间有几百万倒霉的人丧了命。战乱拖到后来终于精疲力竭。据现代估计，一八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总数约为四亿一千万，经过太平天国、捻乱、回乱，以及其它小规模战乱以后，一八七三年的人口大约只有三亿五千万了。
所以，西方炮艇的威逼，甚至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比起十九世纪中期遍及各大省的乱事，只是短暂的小灾难罢了。争取到中国新通商口岸特权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只是居于这种社会大动乱的外沿，并不是引发事端的人。在当时某些中国人眼中，他们代表新秩序与新机会。但大多数中国人却觉得他们无甚重要。
即便如此，一八六〇年代早期，中英双方开始达成非正式谅解（entente）。英国要的是贸易的稳定，所以就帮清廷购买一支炮艇舰队（这是当时的终极武力），不过由于舰队该由谁指挥的问题没解决，这笔交易也未成。赫德与他主持的总税务司，以中国官员机构的身分，主动应和英国敦促的革新财政便利贸易。然而，英国人为维持清朝安定而涉入中国内政，后来也成为爱国人士攻击的题目。
第十一章
早期近代化与清朝衰微
自强与自强失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这种动向——刘广京和费慰恺等人都有研究——作为依据的是好听却误导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似乎是以为，西洋军械、轮船、科学、技术可以从某方面用来保存儒家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回顾以前，可以看得出，炮艇和炼钢厂是带着它们各自的生活哲学而来的。可是，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的这一代人却紧抓着中国可以一跃就跨入现代半途中的口号，如同想一跃而过暴涨的河水一般。
因此，在“自强”这个中国古典而非外来的口号之下，中国的主政者开始采用西洋军械和机器，随即陷入无法回头的逐步借用。借了机械装置就得再借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再借其它知识。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宪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让工具西化而不让价值观西化的这种不彻底西化的谬误，其实有许多保守的读书人已经看出来了，因此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全面反对西化。
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即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文人将领，包括曾国藩和年纪较他轻的助手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制造枪炮轮船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是李鸿章所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向朝廷说明，洋人欺压中国乃是凭着船坚炮利，将他们逐出是无望的，中国社会因此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学习使用西洋机械以求自强，这也意味着要培训中国人才。一八五三年派里（Perry）抵达日本以后，日本武士也曾立刻看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处处受到守旧读书人无知偏见的阻挠。就在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这几十年里，中国迟迟不动，形成了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对比情势。
中国的难处不胜枚举。以译书为例，十七、八世纪有大约八十位耶稣会传教士将四百多部西方著作译为中文，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约三分之一是科学知识方面的。十九世纪初叶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发表了大约八百种著作，但几乎全部是宗教文宣或圣经翻译，都是用简单的文句写给一般民众看的，并不以中国知识界为对象。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有个天赋颇高的英国人（John Fryer）和中国读书人为江南制造局合译了一百多部科学工技方面的著作，制定了以后发展工技必须的中文术语。但是这些译作发布有限，很少有读书人念过。这类书籍的印制要靠外国人或涉及外交事务的少数官员来推动，并没有皇帝的旨意。
一八六二年在京城设置的同文馆，乃是培训政府外交谈判人才的学校。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主持，聘有九位洋教习。由于总税务司支持，赫德又积极鼓励，很快就收了一百多名学习外文的满汉学生。但是反洋化的知识界却反对同文馆教授西方科目，其理由是：西方科学的原理借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