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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虽然在倡导民主的西方人脑中能激荡起愉快的反响，对中国一般百姓而言却有相当不同的含意。这个术语其实通常意指地方士绅管理事务的中介手段，用来取得村民的税款，以完成现代化的改进。建公路、办新式学堂、支付警政费用，都是头脑新的士绅们乐见其成的，但是为了换来这些而加征新税，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当时抗议实施改革的农民为数不少。
再者，地方自治习惯上并不以一枧同仁的举手表决方式“一人一票”做决定，而是按村中大老们一向的议事惯例，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议员是由严格限制资格的选民选出的，议员们却得以类似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举代表。如果让“民主”在二阶层划分的中国社会里用单纯多数决的方式运作，无异于否定自律修养使人品高超的理学信念。然而，在私人关系淡化之际，多数决似乎是现代作风所要求的。
回顾南京政府的这十年，我们看得出来，按理想，政府本该用改良农业技术的计划来解决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国际联盟”提供公共卫生设施所需的技术援助。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外国也曾提供许多极佳的经济重建蓝图给中国。垦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发电、农作与畜牧育种、农具改良、土地用途改进、虫害防治、储谷设备、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轻重工业建设、乡村工业与合作社、低利农贷、民众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运输、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显然的理由。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增农民生产力。这是中国的难题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却未能把它抓出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拟出详尽的整治计划，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实际行动。
南京十年是西方国家该为中国的蓬勃经济成长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欧洲正全神专注着纳粹德国，美国则因为经济大萧条与“新政”而自顾不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这几年中在许多方面有蹒跚的零星的进展，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经济”形容老旧农耕环境与习惯造成的泥淖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经济，因为中国人强调知足之美德而长存不灭。农民自古就接受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生活——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才能够令使个人把自己安插到关系团体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达致自己与周遭社群的高度“社会性整合”。的确，中国农民的狭隘见识、低效率、粗陋饮食、病痛不断，虽然令现代观察者感到怵目，却一直是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欧洲存在过的。
乡村建设
南京十年期间，政府对乡村并没有大规模的支持，倒是有愈来愈多的私人力量普遍投入“乡村建设”。好几个地区的农民生活问题都有人在做研究，并且拟出推行教育与改善生活水平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传教士带头做的。西方人最熟知的是华北定县的平教会实验计划，由信奉基督教的晏阳初主持，部分资金来自洛克斐勒基金会。南京政府在首都附近发展了一个模范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梁漱溟——盖·亚力托（Guy Alitto，1979）称他是“最后的儒者”，他在山东的乡农学校建设首创风气之先。根本上，这些改革建设的目的不外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作物与牲畜育种的科学化改良。
相关研究最多的乃是晏阳初在定县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影响范围也最广。晏原在耶鲁大学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派了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参加华工服务，他便是其中之一。晏在替华工写家信的时候，就开始教不识字的华工认字读书，还办了一分报纸。回中国以后，他便发动多人，利用青年会的宣传及动员方法推行识字运动。这些事情把他带到乡村的问题上来，他除了推广识字教育，进而扩及改良公共卫生、农业技术、手工业、贷款营销合作社，召集村中长老、地主、官吏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并协助安排有益的行动计划。
晏阳初往美国和英国募款，以聘请专精的人才。这此人必须想出可以实行的主意，而且所需费用愈少愈好。例如，卫生计划征召村中一名农人为卫生员，经过十天训练后，此人便着手做一些最重要的统计，找出最明显存在的疾病向训练中心报告。他配备有急救药箱，可以分发眼药、蓖麻油、阿斯匹灵，另外还可以替人们接种疫苗，做环境消毒。但是，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1990）的研究说得很明白，习俗的硬壳是很难打破的。例如，接生婆一向都是不讲卫生的，有时候坚信干牛粪的疗效优于其它药品或疗法。
一九三一年以后，包括定县在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许多有类似功能的工作中心及工作计划，都是未受政府指挥管理的。一九三〇年间，定县踏出了最后一步，以自己提名推举的人选担任了县长。其实验性的工作设计出许多配合农民需要的措施，包括乡村工业、合作社、税款的公平正当运用等。地方上的保守人士觉得这些作风太接近共产党了，终于设法把县长调了职。
乡村建设运动不久就发现，经济生活上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脱不了关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须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先决条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赖社会改革。比方说，定县打算推行的科学化改良所需的财力支持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支持地方改善的农民组织必须得到官方许可，作物改良牵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问题，识字推广以后民众表达委屈不平的声音变大了。
简言之，不论旧秩序的那一方面要做任何实际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体制要做根本的改变。中国乡下的问题太深远了，要求改变的催促又太紧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点燃起可能导致暴动的连锁反应。
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计划即是因为这种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从表面上下达政令，根本到不了农村内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设置代表中央单位的计划或立法，通常都和督军及商会代表的省级利益相冲突。改革建设计划带到地方上的有延长的公路、公共汽车线、电话、电报。各种建设计划，包括地质勘察、农作物统计、农业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农村加征新税得来的钱才能办。农民们却一直觉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这些进步改革对他们没多大好处，官僚们则是对这整套组织乡村自治的观念感到陌生。结果，南京政府没有把社会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扩散土地所有权与减少遥领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两件事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机。
毛泽东之兴起
国民政府奋力要建立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乡村里挣扎着求生存。一九二七年间原已有大约六万名党员，却很快就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十分之九。剩余的党员许多从此就声消迹匿，最固执的分子则躲入偏远的乡下，渐渐形成十多个根据点，以小撮的“红军”（即共产党员）支持反叛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军阀军官出身的朱德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联合以后，开辟了一个主要基地。但随即往东北移入江西山区，以瑞金为中心据点。其它基地分别建于武汉东北的大别山，或江苏北部长江口的洪泽湖沼地周围。
意识形态与组织力相辅运用无疑一直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致胜法宝。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和任何其它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样，用强力与狡诈（包括一套新理论教导）来讨好地方人民。通过共产国际从苏俄借来的意识形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析解中，都市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都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中共享农民群众取代无产阶级以后，工作才有了进展。但这么做等于是把原来的理论意思颠倒了。
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为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几乎败亡而失势。以后，中共领导权就由一连串的青年担当，都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人选。由于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须躲在暗中活动，使他们发动革命之战的能力大受妨碍。教条宣传可以印在纸上，却不能纠集群众运动。活动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这些指示传送到各个基地区。
一九三一年起，著名的留俄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即国际派）掌控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苏俄的影响力更为加强。这一派人的观念和目标都属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这个路线对国民党正有利，共党则是每次举事必败，根本没有在中国掀起暴动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被迫撤出上海，迁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泽东坐镇的地方。撤来的人虽然职位比毛泽东高，却和他一样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与其疾苦。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就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一个要素。
毛泽东胜过当时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论与实践一致，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国民党主导的联合阵线之内活动，毛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他曾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时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提供为期五个月的教育课程，毛泽东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间亲自给六个班授课，教导了三百二十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讲习所的课程似乎是以分析农民问题与分析乡间阶级结构为主。毛泽东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六个月经验为依据，在一九二六年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农民阶级——上起自耕农，下至无土地的劳工——无法摆脱的被剥削处境。他指出，农民受的压迫来自：（1）高额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额地方税，（4）农业劳力被剥削，旧地主与军阀、贪官串通，想尽办法地剥削农民。在这整个制度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他们的目的是维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们在中国贸易牟利。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性运动。不过，毛认为，在这一般公认的架构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有三：一是彻底析解明白乡间的各种不同阶级。第二，要以非常实际的方法辨别，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该与那些阶级合作，与那些阶级对立。第三，党工在乡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催化剂，不应是无所不知的人。他必须小心审视村民的困境与不满、期望与恐惧；唯有如此，他才能表达出农民的需求，并且照计行事——尽可能联合最多数人攻击最小的目标，以达成革命步骤。
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间毛泽东在做这些打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一心只想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党员们仍旧认为，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应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却将证明此种看法相当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抱持这个误导的信念，听从共产国际建议，不计代价地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把动员受苦难农民起而行的观念低调处理，直到帝国主义已经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放弃乡间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农民行动过度”，是因为北伐期间南方各省农民组织蔓延太快，曾惹来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团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兵力，因此，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
在此时期，毛泽东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转达的路线，而且试图把握设想中的时机“高潮”，只不过这高潮并未出现。他发现，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动员，甚至可以包围城市，但是却对抗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须在一个可以集合人力与粮食补给作战的基地领域之内发展武装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壮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苏维埃共和”便成为达致这个目标的工具，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
这一回，共党争取农民支持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发现大地主就予以扫地出门、特别照顾穷困的农民。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起争执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对待富有农民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地方经济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抚他们。可是，留俄派的教条主义者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