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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粪尿在中国是一种重要肥料，被罚扫厕所以体验下层群众生活的人，不只是拿拖把擦洗沾在瓷砖上的脏污，而是要掏粪的。但是，这种苦役的折磨远比不上斗争大会。被批斗的人通常必须站在平台上，谦恭地向群众低着头，承认自己犯错，并反复述说自己的意识型态罪行。被斗的人免不了要“坐飞机”，即是两臂后伸出，摆成喷射机状。斗争群众中若有被斗者的朋友，可能是眼中含着同情的泪水，口中却跟着群众一起讥笑叫骂。被斗者若不堪连续一 、两小时被罚保持同一姿势的疲累而倒下，群众会笑骂得更厉害。鲁迅在二〇、三〇年代的作品中，特别表示对于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习性感到痛心。毛泽东的文革却是鼓励群众集体幸灾乐祸。有些被斗的人甚至宁愿以自杀了结。
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数，估计在百万上下，其中有相当数目的人被折磨至死。中国人本来就非常在乎同侪尊重，在包括自己同事、老友的群众之前挨打受辱，简直是生不如死。受过迫害的人一般都会有愧疚感，这是受抨击者必有的反应。被斗的人若是忠于党而敬爱毛主席的，会更觉得罪孽深重。假使控诉的罪名过于夸大，批斗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尤其是亲眼看着原先折磨他的人因为风向突然转变而沦为被折磨者，难免觉得自己是白白受苦了。斗争大会那种一步步来的残暴行为，和中国观众对于这种暴行与权威支配的接受态度，是相辅相成的。即便代表权威的是一群无知的青少年也不减其威力。文革便是这种群众任由权威左右的心态养大的。
安德鲁·瓦尔德（见Joseph等，1991）的评论很有道理。一般人观察文革，多会把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荒谬因素归入“过度暴行”，就算交代过去。但是，证据愈积愈多以后，文革不再被视为追求抽象理念的行动，应该是“政府煽起的一阵空前的迫害、刑求、帮派火拚、不用脑筋的暴力的大波涛”。在这一切的最核心处，是先假定有阴谋存在——知识分子与党内部“隐藏着敌人与叛徒”。这是从斯大林主义的摆样子的公审与集体清算“直接搬过来”的题目。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帝制下的儒家思想，又可以把文革的这种形象加以扩大。按历史记载，阴谋似乎一直是主要的行事模式与恐惧的根本来源。以明太祖为例，为消灭宰相胡惟庸一二八〇年的阴谋，处死了四万人。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一七六〇年代曾唯恐有阴谋，晚清的新政也是因为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而起。孙中山更是大半生都在对付阴谋。西方文明基于国家权威与其政策不混为一谈的原则而可以有“效忠的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中国既无此物，只得时时留心阴谋。
按帝制的儒家思想，统治者必须待其顺应天理的作为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和谐，才能确立其合法性。异议是不和谐的，因此，有异议的人要伪装忠诚以自保。统治者既知有这种伪装的存在，就算不患上妄想狂，也是很容易犯猜疑的。这个体制里没有给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留下空隙，因为统治者的政策是统治者的德行的一部分，也代表他的合法性，是不容反对的。反对意见必须在暗处，它可能促成秘密结社，无疑以夺权为宗旨。不可能有效忠的反对派这回事。从这种观点看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的争民主示威行动既然要求改变，似乎就是和共党大老们敌对的意思。预期阴谋的人总是会找出阴谋的。
琳·怀特三世（Lynn T。White Ⅲ，1989）明确举出三种行政做法为促成文革暴力的原因，都是与斯大林主义的阴谋恐惧无关的。即是：（1）人人都被贴上阶级地位标签，这使“右派”或“坏分子”的家庭永无抬头之日；（2）所有人都从属于工作单位，生活的每一层面都受制于上级；（3）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使人人自危，随时恐怕下一个挨整的就是自己。这些都是很差的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愤长久积压后，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现。
就毛泽东式政治提出精辟见解的人很多。我自己的意见是，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现代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未见太大成绩。政治学者因此受到限制，不能借用中国的历史研究来扩大视野范围。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无疑将会迅速成为人口稠密区。
后果
七〇年代初，以四人帮为首的上海派势力继续把持文化与通讯媒体。然而，即便有毛泽东撑腰，却不可把政府与经济管理权夺到手中。毛虽然稳坐党的头号人物宝座，决心要发展经济的行政领导系统却渐渐凝聚到周恩来之下。一九七三年以后，周因癌症病倒，便提议让邓小平来接自己的总理位置。邓是文革既定要斗垮的目标，但他也是资历老、与军方关系好、有才又有能的人，若把他像刘少奇那样搁置不用，未免可惜了。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将举行之前，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兼权力核心政治局的常委。然后，人大中又任命他为第一副总理，成为紧跟在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同时邓也上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在会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行动。
周于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一切追悼活动。到了清明节这天，却阻挡不了数以十万人计的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已故的总理致哀悼。这次四五天安门事件，在历史上与“五四”是相对应的，由反对四人帮的人士安排，代表一般人普遍的失望灰心。这次示威行动遭到镇压之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了全部职务。
不过，四人帮压不住七月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以东的这次天灾造成五十万人丧生，居民们不得不露宿街头。农民无不相信天灾与人祸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么大的灾难恶兆之后，毛主席非死不可。果然，毛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继承人是湖南公安部长华国锋，毫无引入注目之处，外貌却很像毛。十月间，四人帮被逮捕待审。经过复杂的权力战术转换，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底再度出头。
对大多数中国人——乡村的人——而言，文革的最终后果是毁掉大家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使人民回头依靠家庭。举几个怪现象为例：五〇年代划定了阶级地位以后就不能改了，一代代传下去，此时简直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般无二了。被列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百分之六人口：水远生活在阴影之下。此外，从都市往乡下流动一直是禁止的。农民生活始终予人粗陋、不文明的印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千四百万都市青年下放农村后，并未改善这种印象。集体化以后的农村经济并未显着提高生产，盛气凌人的无知党干部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六〇年代，毛泽东崇拜取代了农民旧信仰的神祗。到了七〇年代中期，文革的暴行和林彪垮台玷污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加上农业的绿色革命（化学肥料、杀虫剂、作物品种改良等），却使人口加倍成长。小学教育推广、道路运输与报纸收音机等通讯普及，都是大成就，却也揭
露了中国落后的事实。外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停止了，但是外来的刺激力也停止了。反而是旧的“封建”思想和腐化风气仍然深深嵌在中国社会里。
以后的历史学者可以说，毛的角色是要破除在中国存在已久的分化——少数受教育的统治阶级在上，广大平民百姓在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成功了多少。总之，经济在开发中，新的政治结构却有待毛的接班人来建立。
第二十一章
邓小平的改革（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平反与重建
我们若要观察十亿以上中国人在“四个现代化”的标题下的十二年的活动（一九七九，一九九一），只能从浮面看一个梗概，否则不易看出所以然来。实在说，我们无从讨论中国人民在做什么，只能谈淡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行事。我们可以研究骑马的人，却难以研究马。马的力量是骑士无法匹敌的。马往始料未及的方向冲的时候，骑士但求在马背上坐稳就得花费很大气力了，几乎不可能将马勒止。简言之，重要的不是今天的中共政府是否太强大，而是它面对现代化要求时是否够强大。十亿人往工业化“起飞”的时候，其经济成长是政府阻止不了的。统治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政治系统上达成相搭配的成长．
八〇年代初的改革期间，中共试图从毛泽东当政末年的最低点恢复元气，在党的人事、农村生产、工业管理、外贸与外资、科技各方面都努力加强。首先要打理的是领导班子。
由于“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已经把船撞上岩礁，中央委员会必须以集体领导重振共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虽然已被尊为“最高领导人”，表面上他仍只担任副总理的正式职务。不过，他的谦逊倒也允许他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阶级斗争的风气让位给经济改革与发展，毛的口号“政治挂帅”和“红胜专”也被古来的治世名言“实事求是”取而代之。意识形态的地位大贬。
新时代的来临是由外交政策宣布的。中共面转向外，欢迎对外接触。一九七二年开始的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圆满达成。邓副总理游访美国各地，让美国人明白，能够熬过文革的人不会把美国政治的这些老套把戏放在眼里。不久就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科技专家到美国来深造了，十万名美国观光客也带着美元跑到中国去。从某些方面看，双方是重修旧好了。
邓的“开放”政策承认，中国经济要进步，非得有更多科技与资本注入，这两者都要自国外取得。科技转移于是成为重大目标。与外国公司的安装新机器或工厂、建观光饭店、开采煤或石油的合约，都同时引入了资本和技术。不幸的是，工业发展也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虽然有管制污染的法
律，执行起来却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不够彻底。
四个现代化涵盖的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者都没有政治改革的指望。但是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会预期它跟着经济改变一起来。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按中共一向先发制人的谈判作风把政改排除在考虑之外，发布了“四大坚持”，即是坚持：（1）社会主义路线，（2）无产阶级专政，（3）共党领导，（4）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可以指望的是，自选自任的共党专制政府和以前历代的王朝一样，要
继续垄断手中的权力。
邓的政权的第一要务是，先承认以前犯的错，以重新确立其统治权。政府检讨并修正以前对好几类人士的错误批判，对象包括五〇年代初上百万的地主和富农，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五十万人，六〇年代初被指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乡村人民，以及文革时期被冤枉的三百多万干部和被诬判的三十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被平反的人总共可能达到一亿之谱。其中有许多人——如一九六九年默默去世的刘少奇——是死后才获平反的。平反运动的规模大得惊人；进行了大约五年。
毛泽东本人是个问题。他既是中国的列宁兼中国的斯大林，不可能只谴责他而无拆毁共产主义殿堂之虞。解决之道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算出来的结果是七成好三成坏，很巧，毛泽东评定斯大林的功过也是这个比例。毛泽东思想——早期的——仍可以做为中国未来走向的指导原则，尤其是经过辩证能手巧妙阐释过的部分。一九八一年六月共党中央委员会的“党史问题”决议，也承认中委会对于集体领导之解体“应负部分责任”。这与古时皇帝下“罪己诏”是异曲同工的，皇帝对祸事或灾难认错，表示他没有规避职责。为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提出晚清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且颂扬孙中山的言行，因为这两个人都曾强调外国科技与机械的重要。
为了赢回人民的信心，党员必须经过筛选以提高素质。总数四千万的党员之中，估计只有百分之四有大学学历，仅百分之十四是高中程度。四千万人之中有一半是文革期间入党的，这些人的专业水准低，甚至连识字也不多，倒是毛式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依然很浓。毕竟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都是批斗当权派。党实在不能倚重这些人，必须先确立党的纪律，一定要党员先能服从党的指示。但是党的改革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