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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届党大会中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风运动，但这一次只限于党内，并没有对群众意见大张旗鼓。同时进行的，是吸收知识分子与技术专才为党员。党的这次整风效率欠佳，虽然有数千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处罚，但是对这么大的党而言，受处罚的党员才占百分之一点一，丧失党员资格的只占百分之零点四。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的五年间，有一百万名以上的资深干部领了退职金走路。一九八五年九月间，一百三十一名高干卸职了。他们一般都以党新组的“中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身分领取外快，这个咨询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曾任职《人民日报》的刘宾雁（1990），在八〇年代调查发现，贪污保守都可归因于文革期间爬到高位而且还坐在位子上的那些党员。显然他们要死而后已。
军方系统的删减虽然进行得很慢，到一九八五年，预算与人员都大幅下降了。参谋部有四十名军官退伍，军官团的百分之十也跟着退了。一九八五年六月间，解放军原来的十一个军区减为七个，高级军官减了一半。此外，军方在中委会里也不再居优势了。
到了一九八九年，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趋势。专业性是军方的主要目标，新兵中都市青年多于农村青年。主力部队仍由中央严密控制，其中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副。外国武器购入后，提高解放军的战力。此外，军方一般都避免涉人政治。
农业发展
二十年来，农业生产的成长一直赶不上期望的目标。由于农地改为建设用地，使可耕种土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十一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间的五亿八千六百万人口，一九五七年增加至大约六亿三千万，一九七〇年是八亿二千万，一九七四年八亿八千万，八〇年代初超过了十亿，一九八九年增为十二亿。这样的人口成长，吃掉了“绿色”农业革命的增产，而且使空间资源、住屋、公共设施都不敷所需。再者，这些过度充裕的男女人力欠缺训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是不识字的。政策上的强调重工业、消除乡村副业，导致农村有大约四至九千万人失业，城市失业人门也在一至三千万之间。即便有（也许正是因为有）大量资金投入工业，乡村的低生活水平毫无改善。
中共最初的农业发展策略，是假定中国的劳动力可以供应灌溉、道路、田地等基本设施之需，如果这个劳动力能够动起来的话。五〇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与农村公社，确实曾经汇集了大量未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当时用在挑运土石上的大量人力虽然十分浪费，但是按理论，从此以后生产量和生产力都会增加。不幸的是，这种农业自给自足策略——也是开发中国家普遍鼓吹的，很少有成功的例于。按德魏特·柏金斯与沙希·尤苏夫（Dwight H。Perking ＆ Shahid Yusuf；1984）的结论，合作社与公社动员的劳动力，整体而言，未必改进了生产。
汤玛士·劳斯基（1979）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产品都有增加，事实上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黄宗智（1991）进而犀利地指出，毛时代的整整三十年年农业管理，不过是保持了经济成长上的复旧。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农民不断增加壳类出产量，却也不断递减其每个工作小时的报酬率。他们得以更快的速度跑，才能在原位站稳。黄认为，这种大不幸的导因是，毛时代胡乱接受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假说，而这种假说并不适合劳力供给丰富过剩的中国。复旧倒退的死胡同——产品增加而无个人生产力之改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阻挡中国农人前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八年间依然阻挡如故。
城市与乡下的收入均等化，也无甚成效可言。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源不同，改善的能力也不同。贫脊、多山、灌溉系统不足的地区，农民若不接受外地的施舍，就注定要困苦一生。江南水稻灌溉区的农民却一直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个阻碍均等化的因素是，严禁农村人口移入城市。所以，城市劳动力较能被充分利用，城市人的生活景况也就比较好。城市生活的改善可以扩及四周附近的乡下，却扩不到太远的地方。
处理一九七八年农业改革的时候，计划者认识到以前农村管理的错误，尤其要修正的是对农民的动机刺激。最先是由赵紫阳在四川试行改革，同时也在安徽展开。全国各地的改革形式与进行时间都不一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鼓励农家从事谷物生产以外的副业。农民的副产品可以拿到地方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收入便可提高。
主要的改革是“生产责任系统”。其中包含六、七种不同方式，但都是以契约为基础。经过不同的试验阶段后，通常由生产小队和各个农产协议契约。生产小队的管理人员（干部）拟好全面的计画，再和各农户商定各家使用那些田地的契约。契约载明出产作物的数量目标，以及农家可领取的补偿。其结果是，记帐的工作从以前的生产大队转回来给生产小队——每小队包含二十五至四十户不等。
把责任放给各个农户，是很强的刺激力。因为，农家愈辛勤工作，替自己生产的就愈多，并不是眼看着自己的生产成果往上缴了。土地不可以买卖，但可以按契约加以利用。农家不再只求达到地主政府征粮谷的标准，现在只要从自己耕的地上收成里取某个定量交给小队就成了。这种“包干”制度，几乎成为全国通行的方式。文革早期以道德训诫为刺激力，要求只生产谷类，给农家副业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凭空画的意识形态蓝图罢了。
制度改变的影响非常大。现在的地方主管不必只顾向农民征收规定数额的粮谷了，农民也不必为了生活而非从事业猪养鸡的副业不可。现在整个小区可以联合计昼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了，结果则是两者都大量增加。八〇年代的农村生产成长了大约两倍半，远超过人口成长。这乃是邓小平改革的大成就。
如果有人说，中国农业找到出路而愿意向美国农业看齐就是走向“资本主义”，他可是大错特错了。农业的契约制乃是治国之术的最新风貌。自有历史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想着如何把人民组织起来，藉以改进人民福利强化国本。现在他们却发现，在半商业化的农业社会中，立契约可以激励动机，从而提高生产。就是这么简单。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毛泽东政策的目标是要各地区“自力更生”，造成公社的蜂窝结构，要求各公社将彼此的依赖降至最低，而且是反对商业行为的。这种政策徒然阻碍农村的发展。有许多计划虽然达成了，但毛的农村自筹资金的工业化全面失败，许多干部遭到冷落，接着就是某种程度的消除集体化。在邓小平的改革之下，新兴的地方菁英阶层——比地方干部技术能力高且眼光远，朝着地方贸易与多样化等新目标推进。
共党革命究竟为农家做了些什么呢？在八〇年代，人口与土地稀少的压力比以往一向更大了，烹煮与取暖用燃料的需求增加，大大加速了树林滥伐。工作的负荷量根本未减少，地主阶级由政府取而代之。真正不同的是农民的心态、行为、机会。毛泽东时代已经打开了初级教育、公共卫生、较好技术的大门。人人平等的信条让农民对自己、对自我潜能有了新的看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邓的时代变成创业者，不再参加以前那种由委员会管理的集体业务，转而做起各种各样的事业。大型国营工厂的共党职工却反对这些小创业者，利用党的筹资能力扶助合作事业，以减少个体户的数目。这些党工们一心一意要维持住大型的国营工厂，以表现赋与他们地方权威的“社会主义”是多么优秀。
工业发展
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最突出的转向即是开放外国的贸易、科技、投资。从一八〇〇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看，这算得上是剧变。一八四〇与五〇年代的不平等条约未出现之前，清朝的政策明显不注重外贸与对外接触。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给自足最初乃是战时经济的信条之一。一九四九年以后，闭关自守不依赖进口的政策（仅对苏联集团除外），表达了很浓的反帝国主义情绪，而且以苏联的自给自足式工业发展为仿效的榜样。
迟至七〇年代末，中共的投资政策仍旧一昧模仿苏联。作为其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第一，资本与产量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投资年年增加的话，产量也会年年增加。第二，外贸是不重要的，因此，生产消费商品以取得外资不在计划之列。基于这些理由，工业化的上策就是尽量多投资，尽量减少消费。换句话说，重工业可建设光明前途，消费商品却会妨碍前途。因此，中共在六〇、七〇年代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所得投进工业化。打着闭关自足主意的中共，故意避开了外资输入可以带来的好机会。
渐渐地，资本对产量的比例变了。也就是说，同样数额的产量所需的投资量愈来愈大了。国民所得成长率下降，投资率却继续上升，留给消费率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资金转投入国防、工作动机低落、铁路建设遭遇地形困难等等因素，都妨碍了生产。此外，中共的工业设备老旧，大约六成需要换新。至于管理方面的问题，中央计划与强调产量实际数额的规定太严苛，导致有货无市，也就出现净亏。一九七六年以后，苏联式的工业策略仍持续了好几年。资历最优的工业策划人才之中，有一部分于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被赶下台。经过文革以后，原来的三百多位高级经济官员被整肃掉一百多人，保住职位的只有以前的四分之一。
按高度中央集权的苏联式管理经济，省级和以下的生产单位的一切作业，都隶属直通到北京相关部门的垂直结构之内，由某一位副总理监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想要达到迅速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原则应是农业集体化、中央计划地方管理、加强第三前线或其它便于防御的内地省分的重工业。到了七〇年代，重工业、内地省分、北京官僚这三个既得利益者主宰了经济政策，不过，中央控制式经济难免的生产短缺、不顾及消费者需求等等特征都已存在了。一九七八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令人想起孙中山的铁路发展蓝图，只顾理论而不务实际。例如，东北的大清油田是重要生产中心，计划中就拟定要再开发十个类似的油田，根本不考虑有没有这样的油田可以开发。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计划策略才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改为侧重农业与销往国外的消费商品。至于重工业，因为能源较不足，总得抑制了。同时，轻工业应借助外资。
这些工业改革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一切还是由党和政府发号施令，而且还是以集体主义——即“社会主义”——为中心目标。不过，在工业的责任制度下，权威现在交给管理人员的比交给党委的多了。国营企业不再把收益（与亏损）全部报缴政府，现在是自行管帐，按收益缴的所得税虽然高，其余却可以用于再投资厂房机械或员工福利设施。企业本身的较多自主权，市场较开放，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激励。乡间建立起富农经济之际，工业发展也稳健地前进。
为了促进采矿、电子通讯等低利润工业的生业，中央计划部门定下“重点计划”制度，可以为完成某指定成果特地动员政府机构的力量。这个新制度把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许多建设腹案挪走，转交到地方政府机构手里。大家都发现，建厂不宜从中央遥控。以前，建设公司只管领取中央的拨款，也不管工厂能不能建成。现在却不同了，建设公司必须参加投标，而且要保证取得到必需的建材。
于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中央地方均势回到：（1）开放外贸与外资，（2）建设以前外贸兴盛的沿海城市，（3）着重消费品生产与地方主动，不再全由中央控制。但是，新策略不久就遇到难题。地方政府虽然迅速办起生产因应市场需求的消费品生产轻工业，物价结构却依旧取决于中央，并不随市场力量起伏。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扩张了轻工业，但也引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基本开支短绌、劳工成本哄抬、阻止一地的产品到另一地出售。同时，中央政府在交通、水力发电、开矿等基本设施方面需用的经费也缩减了。整体而言，工业扩张似乎带动官僚的大量参与——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是这些并不一定能提高成本效益和劳工生产力。
七八年以后的改革给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力量较大活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