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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李善长是儒表法里，《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嫉妒刻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请告归”。而刘基比李善长气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连朱元璋对刘基这番话都感到惊讶，说李善长几次要害你，你怎么还给他说话？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代替李善长为相，刘基力辞。
刘基此举固然是他知进退，善保身的表现，也是由于他对帝王清醒的认识。天威难测，对帝王来说，赏罚恩怨只是一种帝王术，帝王没有真正的恩与恨，一切都为了统治的需要。赏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罚自己的政敌，对自己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刘基能参透这些，而李善长不能，最后自取其祸，以七十七岁高龄被灭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他那个驸马儿子和公主生的两个孙儿，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显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长曾经请求免除自己的亲戚丁斌的罪过，而丁斌曾经在胡惟庸家供职过。大案总是从大官身边的人打开缺口，朱元璋亲自审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义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谋反。大明办案有种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义，而在大臣李善长，最后如愿以偿地把第一从龙文臣李善长牵连进去了。
善长被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说了公道话。王国用说，李善长和陛下“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顶峰，而要图谋不轨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大谬不然，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而且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太祖看完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这个大胆的郎中，大概说得他哑口无言。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关，“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杀时，和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的心态是否一样？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廉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 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受到皇帝的关注，这样的策士富贵以后又何如？宋濂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是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四川夔州。
杨度这位旷代逸才，之所以那样积极地筹安，把袁世凯推上帝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策士梦，想做最先从龙的文臣，最后身败名裂。我们设想一下，即使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了，杨度这位有功策士，就能顺顺当当拜相，或得享天年？朱元璋刚当皇帝时，论功行赏，封国公者六人，其中“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这够皇恩浩荡的吧。在策士生长的土壤依然丰饶时，自古都没有几个策士有好下场，何况时势异也，帝制已成了国人共同抛弃的罪恶之渊薮，杨度这类策士还做着残梦，岂非刻舟求剑？
文人，固然做不了英雄，可做策士，风险也是很大的。
两位袁大人的难题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明朝发生一件很有戏剧性的小事，一位机灵的官员从嗜血好杀的朱元璋刀下苟全了一条性命。
《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这件事在《明史》中亦有记载。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更引用了一些野史，将袁凯侥幸活命写得很有趣。说袁凯装疯，朱元璋认为疯子不怕痛，让人用锥子刺他的皮肤，袁凯强忍着不喊痛。回家后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脖子，疯言疯语。卸官回家后，朱元璋还派使者去他家乡看他究竟真疯还是假疯，袁凯事先得到消息，将砂糖和黑炒面搅拌，做成狗屎状，摆在篱笆旁边，使者来了后，袁凯蓬头垢面地在篱笆旁边捧着一堆堆假狗屎大吃。使者回去复命：这连狗屎都吃的人，真的是疯了。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是大儒宋濂教出来的，和他那位阴险狠毒、严酷无情的父亲正相反，他宽厚仁慈（开国皇帝刚猛，第二代则仁和，中国帝制时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父亲搞严刑峻法，儿子就想办法宽赦罪犯。在自己还没登基前，这样做显然是有悖于父皇的既定方针政策的。可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儿子，不能把他怎样，便问和儿子一起去办事的大臣。
事隔六百多年，我佩服袁凯的机智之余，更同情他，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一个是一言决人生死的当朝皇帝，一个是日后要登基的皇储（朱标后来死在他父亲前面，没能当皇帝，这是当时袁凯等大臣很难想到的）。要评判谁是谁非，换了你我生活在当时，敢吗？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恐怕是在那种专制时代，为人臣者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这样都差点掉了脑袋，你叫这做大臣的怎么活呀。
袁凯装疯骗过了老皇帝，我有点不太相信。《水浒传》中刺配江州的宋江题写反诗，事发后装疯到屎堆里打滚，可连在闲通判黄文炳都骗不了，这把戏哪能骗过出身底层、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朱元璋。大概是朱元璋放了袁凯一马。我认为袁凯能躲过屠刀，一是朱元璋和朱标虽然性格迥异，但有父子之情，朱元璋对这个儿子寄以厚望，两人没有大的权力之争，无非是办事风格不同而已，因此没必要殃及池鱼；其二，袁凯既不是傅友德、廖永忠这样有开国之功或掌握皇帝见不得人秘密的宿将，也不是宋濂、高启这样名闻宇内的文人领袖，对皇帝的权威威胁不是太大。
朱元璋父子之间没有根本矛盾，袁凯当“骑墙派”尚可活命。五百年后，他的一个同宗面临了同样的难题，因为争执的不是办事严格或仁厚这样的小事，而是大权归谁的重大问题。这个人便是比袁凯名字多一字的大枭雄袁世凯。戊戌变法时，“帝党”、“后党”的权力之争已不可调和，拥戴光绪皇帝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围攻慈禧居住的颐和园，用逼宫的方式让老佛爷交权。可这些书生手里没兵，便打起了掌握北洋六镇精锐之师袁世凯的主意，谭嗣同深夜访袁，让袁世凯做出决断。这可是你死我活的勾当，不是几句双方都不得罪的话就能打发的。在光绪和慈禧之间，老袁必须做出选择，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稍有差错可不是装疯卖傻能避祸的，弄不好就会掉脑袋甚至殃及家人。经过权衡，袁世凯终于选择倒向老佛爷，便有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夭折的结局。
袁世凯是否真的告密，至今历史学家还聚讼不已，但百年来民间舆论倾向于是老袁告的密。今天我们做事后诸葛亮，替袁世凯出出主意，当时他不告密，把宝押在光绪身上如何？成了他不会是首功大臣，光绪大半会认为功劳首先是出主意搞部署的帝王师康南海，其次是冒死做说客的谭嗣同，而且向母后逼宫，光绪是要背“不孝”罪名的，没准老袁成了明代在朱元璋授意下害死小明王的廖永忠，事成之后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口。而且政变的风险也极大，慈禧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荣禄等一帮能臣干将早就对这些光绪身边的“愤青”以及带兵的袁世凯有了提防，很有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投靠经营朝廷多年、亲信遍布各衙门的慈禧，保险系数大多了。这神仙打架，很容易殃及旁边的小鬼。
当然，袁世凯选择投靠慈禧是躲过了初一，可留下了躲不过十五的祸患，有一天老佛爷死了，光绪大权在握，他肯定要掉脑袋。可是与其马上招灭门之灾，不如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便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没准会有变数。果然，老袁押对了，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光绪和慈禧几乎同一天死去，老袁躲过了一劫。尽管摄政王载沣也有杀袁之意，可是毕竟不如光绪等人对老袁恨得咬牙切齿，袁世凯便效法明代的同宗，不是装疯而是装病、作秀，躲到河南安阳装成一个不问世事的洹上渔翁。最后武昌之变后，出来收拾残局，搞“两头敲”的买卖，在皇室和革命党中讨价还价，当了大总统，还过了一把八十三天的皇帝瘾。
其实，在那样的时代，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多多少少学会两位袁大人那样走钢丝的本领，否则会死得很惨。
莫问帝王家务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家务事不是真的难断，而是没必要去断，断了也没多大的意义。自古疏不间亲，人家夫妻、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你去给评个是非曲直，当时可能有一方觉得你这人说得在理。可胜负一分，两造过两天又和好如初，就会说你这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所以说夫妻闹矛盾别人是劝和不劝离，亲人之间的争端，第三者最好的态度是和稀泥，尽量不要去管那些家务事。
管一般人的家务事，也就顶多是卖力不讨好而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家——帝王的家务事呢？那可不仅仅是被人埋怨、责备，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帝王的家务事可不是争夺老父亲传下的那两亩地、三间瓦房，而是金銮殿上那把龙椅，谁做君谁做臣，差别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两个傻鸟，就是因为爱管帝王的家事，遭了无妄之灾，丢了性命。
这两个傻鸟便是叶伯巨和解缙。说他们傻，可能有人会持异议，这两人可是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的才子，可大才子在关键时刻因自作聪明，便犯了傻。
叶伯巨是浙江宁海人，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平遥县做训导，大约就是个县教育局局长的小官。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管好学校，收点家长、教师的孝敬不就得了吗？离南京城里的朝廷十万八千里之远，可这哥们生就一颗红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生怕朱家的国祚不能长远。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后，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尤其是老二、老三、老四这几个年富力强的儿子被封为秦王、晋王、燕王，手握重兵驻守北疆，称塞王。对诸侯王的坐大，这个叶训导忧心忡忡。
洪武九年（1376年），皇帝下诏天下，征求直言上谏。这皇帝主动要求纳谏，大多是做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秀，显示自己虚怀若谷，是不能当真的。这老叶却拿着个棒槌当真了，上了一道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书。
叶伯巨一开头就直戳朱元璋的心窝：“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然后细细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诸王，大概是鉴于宋、元皇室孤立，宗室不能援助的弊端。然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诸侯国，无不是几十个城邑相连，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皇帝又允许他们拥有强盛的甲兵卫士。臣担心数代之后，尾大不掉，那时候再削其地夺其权，诸王必心生怨恨，严重的还会趁机而起，再去防范就来不及了。有人说，诸侯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尽管分封的地域广阔、订立的法律繁琐，但他们岂能和朝廷抗衡呢？然而，难道没有看到汉、晋两代之事吗？孝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而七国的诸侯王，也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可一旦削他们的封地，则立即举兵西向长安。晋朝的诸王，也都是武帝的子孙，可没过几代，就互相攻伐，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