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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我理解为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吗？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与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邦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建国方针下，蜀汉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产权问题被搁置了。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吗？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异族功臣。这倒像个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里面诸侯王自己说了算，周王无非是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很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变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吴被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