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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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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沾儿子的光才当上皇帝的仁宗,对儿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可以理解。可是,后世有人断言如果仁宗再多当几年皇帝,可能会废除太子,我认为纯属臆猜。仁宗对儿子感觉不爽是一回事,可废除长子继承权再选另外儿子继位又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是个人的感情,后者涉及整个朝廷政局和大明江山,涉及自己身后的评价,朱高炽不会这样冒险。在父皇在世时,他在几次重大事件面前都有惊无险,证明他是个老实人,但毫不糊涂,做事极有主见,且“忍”的功夫一流,关键时刻形势非常理智。   
  这样的老实人才是大聪明。   
  朱棣带领二儿子挥师南下时,建文帝的部队搞了个“围魏救赵”,派奇兵直捣燕王的都城北平,而燕王大军在外,如果贸然班师来救,得胜之势将功亏一篑。朱高炽这时不顾自己多病肥胖的身子,带领老弱将士坚守北平城,自己冒着弓矢上城督阵,激励将士,南军终于无功而返。他这保护根据地的功劳成为日后得到继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   
  永乐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住在自己的老窝北京城(当时称“行在”,还没有正式的首都名分),让朱高炽以太子身份在南京监国。他怀疑太子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命令礼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监视太子的行为,并叮嘱他说:“人言东宫多失德,汝至京师,可多留数日,试观何如,密奏来!奏字须大,晚至即欲观也。”这老皇帝对太子已经有倾向性意见,一般的办事人员会迎合上意,收集太子的“不轨”言行。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实折服了,“以皇太子诚敬晓谨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释”。   
  这老实人最聪明之处是认清了父亲的为人和自己的处境。面对永乐帝这样文武兼备而又阴险毒辣的父皇,耍小心眼能瞒过他?一味地去讨好也是下策。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才是上策。他能最后熬到皇帝位置,和两个弟弟相比,笑到了最后,其制胜之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其他也。”有时候,这样的笨办法更管用。   
  仁宗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他赦免了建文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停止了永乐帝开始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复兴,读书人的待遇比洪武、永乐两朝要好。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痛悼他在位时间太短。如果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他显然不属于有锋芒、有魄力的改革派,比起秦皇汉武乃至他的祖父、父亲,相对平庸。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尊重下面臣民的能力,尽量少地去命令臣民这样或那样。这样平庸的皇帝,带给百姓的福祉远甚于那些个人能力很强、不甘平庸的皇帝。商纣、秦始皇、隋炀帝就是有能力而喜欢胡折腾的皇帝。所以,朱高炽的庙号为“仁”。      
小儿把戏引出的大祸   
  明宣宗在明代多位性格或阴毒或乖戾或懒惰的皇帝中,算是一位好皇帝。他性格仁和,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在位十年,是明代政治最为清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明通鉴》评价道:“即位以来,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自开国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焉。”   
  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皇帝,杀他的叔父朱高煦,手段却残忍之极。史载,他命令将一个大铜缸罩在朱高煦身上,缸上积炭燃烧,火旺铜熔化,朱高煦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朱高煦的几位儿子也一并被杀死。   
  导致宣宗如此对付他叔父的,直接原因是看似一次类似儿童玩打架的把戏。宣宗去看望被囚禁的朱高煦,朱高煦趁当皇帝的侄儿不注意,出腿使了个绊,将其钩倒在地。   
  朱高煦和侄儿的恩恩怨怨,要追溯到永乐朝。永乐帝朱棣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朱棣不喜欢大儿子高炽,而器重老二高煦。因各种因素促使下,好不容易立高炽为皇储,但老二联合老三,千方百计想把太子搞倒。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对于这一既成事实,高煦、高燧仍然不死心。享位不到一年的仁宗驾崩时,太子瞻基正在南京,闻讯往北京赶。两个叔叔阴谋发动政变,图谋在路上伏兵劫持太子,没有得逞。这时仁宗装着不知道,并未计较这件事。朱高煦回到封地乐安后,未尝一日忘记反叛,约好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一起造反。宣宗亲征,大兵驻扎在乐安城外时,还想给叔父一个机会,写了封信送过去,说,现在大兵压境,王若交出阴谋策划你造反的人进献朝廷,则朕与王尽释前嫌,施恩礼待和过去一样。并且提醒他,小人侍奉藩国,就想借造反谋取更大的富贵;要是事败不成,又会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藩王身上以图活命。王如果执迷不悟,大军往前推进,一战就能把你擒获;你手下的人也许会把你作为奇货,绑来献给朝廷邀功,那时候朕想保全你的性命都做不到了。   
  这封信可谓写得有理、有力、有节兼有情,朱高煦看到大势已去,献城投降,宣宗赦免了所有胁从之人,将朱高煦软禁起来。——这已经够宽大了。   
  朱高煦要是个明智的人,此时应当彻底认输,老老实实颐养天年。永乐帝没死的时候,和哥哥仁宗争继承权,虽然以弟弟觊觎长兄,有悖礼法,但毕竟机会均等。可等哥哥当了皇帝后,再传给侄子,此时大局早定,君臣之分已明明确确,再造反没有任何合法性,再加上仁宗父子执政深得民心,此时反叛基本上是自取灭亡。   
  朱高煦当年在老爸和孝文帝争江山时,立下很大的功勋,应该不会太糊涂。可在世上最大的诱惑面前,便失去理智了。此时已经成了个囚犯,没有任何翻本的机会,侄子表面上还客客气气来看望自己。为什么使出那种幼儿园小孩打架的伎俩,绊倒皇帝呢?皇帝有左右护卫,这个小把戏根本不能要皇帝的命。这种行为仅仅只能出自己心中一口恶气,可代价实在太大了。   
  大约朱高煦在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兴兵造反,侄儿都原谅了,现在搞这么个小动作,估计他不会放在心上。错了,他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这位深孚民望的侄儿。宣宗一再原谅两位叔父,除了性格的因素外,大约还因为他考虑到,自己能坐上的这个龙椅,有叔父的贡献,当年靖难之变中,叔父确实功不可没,他不服气总想翻本可以理解,再说自己也不想背上骨肉相残的恶名。这一回看上去是个儿童打架的小把戏,可直接伤害的是皇帝的身体。——说一千道一万,身体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这一下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便一下子雷霆大怒,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了叔父的全家。   
  历史上有许多此类因为小事而影响大局的故事。闯王进北京城后,吴三桂还手握一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山海关,他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李闯和清朝的力量消长。此时,李闯和清朝都向吴三桂伸出橄榄枝。经过再三考虑后,囿于夷夏之别的吴三桂已决定投奔李闯,可在这关键时刻,京城传来消息,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闯给霸占了,于是演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一幕,他投奔了清朝,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有人可能不理解,那个时代再美丽的女人也是玩物,用得着为了女人背叛自己的民族吗?   
  这件事和朱高煦钩倒宣宗罹祸可以类比。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自己身体和自己女人的安全与否,最能直接、集中体现自己的尊严是否有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否有保障。一个连皇帝身体都敢伤害的人,你能指望他洗心革面、认罪伏法?一个连自己的女人也敢抢的造反头目,你能指望他江山坐稳后宽厚而诚心地对待自己?何况明宣宗早就恨叔父恨到咬牙切齿,而吴三桂也在大顺和清朝之间徘徊了好久。两件“小事”促使明宣宗和吴三桂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朱高煦和李闯,也算是一代枭雄,可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大约再叱咤风云的男人,在最大的仇人或最好的玩具面前,也很难抑制住男童式冲动:打他一下或者把玩具抢过来。这种冲动冲淡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深谋远虑。      
少年皇帝的职业困惑   
  打心眼里说,我一直喜欢正德皇帝明武宗。民间的戏曲和传说,有关正德皇帝的实在太多,小时候看过《游龙戏凤》,讲正德皇帝看上李梅娘,让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半大小子有无限的遐想:多么浪漫的故事呀。   
  稍稍长大后我才知道,对皇帝来说,浪漫是最不应该具有的一个特点,浪漫几乎是政治这个行当的最大软肋。政治只有得失计算和合纵连横,而浪漫是出自真实的情感,完全是和政治反着来的。史书对正德皇帝的评价是荒淫无度,不堪人主。是呀,他十四岁登基,这是人生最叛逆的青春期。让他掌握亿兆黎民的命运,让他带领文武百官坚守大明的万里江山,实在是一件艰巨而无趣的事情,一点也不好玩。   
  当然,有人会说康熙这样的天纵英才,童年时就登基,学着当皇帝,十六岁就剪除鳌拜,成为一代英主。这只能说,在做皇帝这项特殊职业方面,康熙比正德皇帝更合适而已,他生下来就是职业皇帝,而正德帝不是。   
  正德皇帝所做的一切荒唐事,如果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能找到合适的答案。一个正处在躁动而郁闷的成长期的孩子,突然给他最大的权力,他把这权力当成一个玩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他一次在元宵节赏灯,不慎宫中起火,他不但不命令抢救,反而大叫:“好一棚烟火。”他不喜欢那个束缚他的紫禁城。——这样被围墙围起来的小天地,少年人谁也不会喜欢,包括《闰土》中的鲁迅。他喜欢去京城北郊的豹房和北部边疆宣府镇国府,他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家里”,其他人看来这是错认他乡当故乡,而对一个少年来说,这才是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故乡。豹房有无数的美女和美酒陪伴他,而宣府的镇国府,则是他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府邸。这是少年人的另一个梦:成为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情欲和武力,是少年男儿最钟情的两种美。那些说正德皇帝荒唐、顽劣的人实在不能理解,后宫三千,你如何享受都够了,为什么还要去勾搭民间的村姑?皇帝是这个世上最有权的人,为什么还要做皇帝管辖的将军?   
  指责正德皇帝的人忘了,人性是很复杂的。职位、美色、财富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因为是孝宗的独子,他自然要继承皇位。皇帝这个职业不是他凭本事得来的,而是他的血统的衍生物。因此天子的权力和后宫,只是权力的附属物。这对一个不安分的少年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如果凭自己的才貌去诱惑一个陌生的村姑,凭自己的本事去带领一支军队,这才能真正获得成就感。   
  此类的荒唐皇帝还不少,比如说明朝的熹宗,不喜欢当皇帝喜欢做木匠;南唐的李煜,是天才词人却是混蛋皇帝;宋徽宗是书画和蹴鞠高手,可是当皇帝太昏庸。后人感叹他们没有干自己合适的职业。应了一句古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这类有着另类天才的皇帝,有个共同点,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在少年就显露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而赶鸭子上架,酿成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江山打下了,当然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可当皇帝是个从政的行当,不是哪个人都合适。而在明朝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说,皇长子哪怕不具备从政的潜质,也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皇帝。有的培养是成功的,有的培养的是失败的。明朝更是如此,老大当了太子,老爸的皇位谁也不能去争,不管这太子合适不合适,其他的弟弟只能醇酒美妇,逍遥一生。对这样的接班人制度,有人不服气,比如洪武帝的四儿子朱棣,于是起兵南下自己夺了皇位。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就没有选择了,不管是乌龟还是王八,江山只能给他了,哪怕是正德帝这样的叛逆少年。   
  清代皇室的继承不同于以前的朝代,它立贤不立长,老爹观察很多年,感觉到谁最合适当皇帝治理万民,然后在“正大光明”牌坊后留一道遗诏,把天下交给这儿子。所以今天看来清代的皇帝敬业的多,因为人家选择的就是适合皇帝职业的人。当然这种制度也带来一个后果,老皇帝的儿子谁都有机会,于是就会上演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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