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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辏ü�395年）七月，由太子慕容宝统帅精骑8万，直趋河套，进攻北魏。这时的拓跋部还过着游牧生活，听到慕容宝来攻，拓跋珪徙部落畜产远避到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宝军至五原，却找不到拓跋珪军队的主力。这时传来慕容垂病死的谣言，后燕军心动荡。慕容宝急于回去继承帝位，于是下令撤兵。拓跋珪趁此机会率精骑渡河急进至参合陂，连夜包围了燕军的营寨。燕军毫无准备，又急于东归，士无斗志，在拓跋珪大军的突然袭击下全军覆没，除慕容宝单骑逃脱外，燕军的四五万人几乎全部被就地坑杀，粮货兵械也全部落入拓跋珪的手中。这一仗的结果，改变了北魏和后燕的力量对比。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慕容垂亲率大军前来报仇，直扑云中，拓跋珪依然避其锋头，率众北退阴山，保存实力。慕容垂虽然一度攻下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却始终找不到与拓跋珪决战的机会，最后因病重不得不引兵而还，后死于途中。从此，后燕在军事方面的颓势再也未能挽回。这时的拓跋珪年方25岁。在慕容垂死后不久，拓跋珪遂挟其优越的骑兵，长驱进入中原。
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七月，拓跋珪在盛乐称帝，改元“皇始”。八月，又乘慕容垂新死、后燕内部混乱之机，亲率大军四十余万进攻后燕。九月，魏军攻下后燕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十月，率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县附近）。北魏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后燕守宰或弃城逃跑，或望风而降，只有邺城与信都及燕都中山三城闭城固守，拓跋珪亲自督兵围攻中山，数日不下。拓跋珪自思急攻则伤士卒，缓攻则费粮糈，于是便派兵先平信都、邺城，然后还取中山。慕容宝仍凭城顽拒，双方在中山城僵持了近1年，到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九月，中山城内粮尽，拓跋珪又令抚军大将军拓跋遵袭取中山周围，割取禾稻，致中山饥荒更甚。很快，中山城破陷落，后燕灭亡。
拓跋珪平中山之后，又分兵掠地，将黄河中下游的后燕故地全部占领。慕容族的残余势力只得远避，一支由慕容宝率领，退到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建立了北燕政权，另一支以慕容德为首，在滑台（今河南滑县附近）建立了南燕政权。这样，拓跋珪自公元386年即代王位，到公元379年平中山灭后燕，在短短的10年中，将北魏发展成北方一个最强大的政权。
二、倾心汉化致力封建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拓跋珪在做好了各项准备后，迁都平城，即皇帝位。他采纳汉族士人崔宏的建议，宣称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于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因此自称为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十分向往汉族的文明，因而在他建设平城时，仿照长安、洛阳、邺城等中原各大名城设计蓝图。他多次召见负责监造的大臣，亲自询问营建的各个具体项目。最后建成的平城，使用了数百万根木料，有12座城门，在城内及近郊有宽敞的宫殿、幽静的鱼池和美丽的亭台，都被冠以富丽堂皇的名称，如紫极殿、云母堂、金华室等等。
拓跋珪复国之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都已走上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拓跋部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追随中原各族，向汉族学习。经历过灭国之苦的拓跋珪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于是，他便采取了许多措施，促使拓跋部的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
首先，他发展农业，重视屯田。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就在盛乐一带“息众课农”，发展农业，并把这些经验推广到河套以北。登国九年（公元394年）三月，又命堂兄拓跋仪在五原至固阳一带的河套平原屯田。拓跋珪对屯田控制得很严，特设督屯官。督屯官和屯田民都无土地所有权。屯田的收益除一部分归国家外，其余按一定比例分给屯田民。由于屯田的百姓并非全是无偿劳动，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所以这一措施很得民心，因而收获量也很大，为促使拓跋部畜牧经济逐渐转向农业经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拓跋珪加速汉化的第二个有力措施就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从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到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多次下令，强制解散血缘关系的各部落组织，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部落大人脱离关系，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这样，拓跋部的成员除极小部分作为皇帝的亲近侍从而上升为官僚贵族外，绝大部分就随着分土定居而成为负担赋税和兵役的农民，拓跋部的封建化程度也就随之加深了。
拓跋珪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计口授田，发展生产。北魏初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俘获了大量的人口。拓跋珪在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带走后，除了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使他们沦为奴隶以及牧子、隶户、杂户外，其余的大多数人则是被作为“新民”随其内徙。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照人口授给他们田亩，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种田地，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
三、祸起萧墙被杀身亡
拓跋珪晚年开始盲目自信，刚愎自用，性格变得十分猜忌和多疑。他常常担心别人觊觎他的皇位。天兴三年（公元400年），他下了两道诏书，一道说：“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平民而有天下，这是不对的。汉高祖做皇帝，是由于天命。没有天命，而妄图非分，是要遭殃的。”另一道诏书则反复说明：名利和爵位是末，道义才是根本，本末是不可以倒置的。诫谕群臣要讲道义，不要贪名争利。道武帝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作为精神药石，但这副药石也并不能使他得到完全安宁。他不断猜疑臣下对他不忠，担心他们谋图不轨。那些功高名重的大臣、将帅和拓跋王族更成了他的猜忌对象。一旦被怀疑，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拓跋珪的堂兄拓跋仪，本是北魏最著名的将领，在参合陂之役和灭燕战争中功盖诸将，不论是在拓跋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中，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也就日益为拓跋珪所猜忌。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掌占卜的官员对道武帝说：“今年天文有异常的变化，可能会有大臣叛乱。”拓跋珪更加疑虑，一时间弄得朝廷人心惶惶，大将重臣均有朝不保夕之感。拓跋仪担心祸将及己，惶恐不安，于是单骑出逃，但最后还是被道武帝派人追获赐死。
早在窟咄与拓跋珪争夺王位时，高邑公莫题曾用箭射信给窟咄说：“拓跋珪还是个三岁牛犊，岂能任重载之车！”表示愿意支持窟咄。这封信被拓跋珪截获，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天赐五年（公元408年），有人告发莫题住宅豪华，为人骄傲，蔑视皇上，拓跋珪就借题发挥，派人将莫题当年用过的箭给他送去，并责问他道：“你看我这个三岁牛犊现在到底如何呢？”莫题父子自知活不成了，相对而泣，不久便被处斩。
越到后来，拓跋珪的疑心就越重，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大臣处死。北部大人贺狄干被后秦囚禁于长安多年，回到平城后，拓跋珪见他穿的是秦人的衣服，说话有秦人的口音，便认为他仰慕后秦，将贺狄干连同他的弟弟一起杀了。大臣司空庚岳被人告发衣服华丽，行为举止仿效帝王，也马上就被处斩。在朝廷议事时，拓跋珪也动辄杀人。只要他忽然想起某位大臣的过失，就将其推出处死，甚至见人脸色失常，气息不顺；或听人言辞逆耳，声音高昂，便认为是心怀恶意，下令当场处死，并将死者全部陈列在天安殿前。他的暴行导致朝廷上下人不自保，大臣百官均自虑祸患，不理朝政，里巷之间，盗贼公行。
拓跋珪晚年时常服用寒食散，期望长寿成仙。而实际上这种寒食散是用朱砂、石英等矿物质制成的一种有毒物质。在毒性发作时，他的性情更加狂躁，喜怒无常，往往几日不吃饭，几夜不睡觉，独自对着墙壁自言自语，甚至亲手将人毒打致死。他好乘人力辇车，乘车时手执宝剑，从后敲击拉车人头部，死一个换一个，有时每天死者有几十人。
他越是杀人，就越担心别人谋害他，因此经常变换他的寝室，连他的大臣亲信都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只有他的宠姬万人知道他的住处。谁知万人偏偏又和他的二儿子拓跋绍私通。拓跋绍生性凶狠残暴，是贺太后的妹妹贺夫人（拓跋珪娶了自己的姨母）的儿子。天赐六年（公元409年）十月，贺夫人被拓跋珪囚禁，她托人密告拓跋绍，让他设法营救她。当天夜晚，拓跋绍以万人为内应，寻到拓跋珪的住处，将其刺死。这时拓跋珪才39岁。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九月，谥为“宣武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烈祖。泰常五年（公元420年），改谥为“道武皇帝”。至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又改庙号为“太祖”。
第一百六十三章 明元帝拓跋嗣
一、登基理政与民休息
北魏登国七年（公元392年），道武帝拓跋珪的宠妃刘贵人生下一子。因得长子，道武帝喜出望外，马上下令天下人共庆，并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嗣，立为太子，希望他能嗣承自己的大业。这个孩子后来继道武帝之位，为北魏第二个皇帝——明元帝拓跋嗣。
拓跋嗣从小聪明大度，举止合礼，甚得道武帝的喜爱。天兴六年（公元403年），被封为齐王，拜相国位，加车骑大将军。起初，道武帝因怕将来后党专权，引起宫廷内乱，在刘贵人生下拓跋嗣后不久便将她赐死。后来他告诉拓跋嗣说：“以前汉武帝要立他的儿子做皇帝，便把孩子的母亲杀了，主要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以免外戚叛乱。你将来要继承我的基业，因而我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主要是为你以后的统治做长久的打算。”拓跋嗣十分孝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流涕，不能自止，惹得道武帝大为恼怒。拓跋嗣从父亲那儿回到宫中后，思念母亲，日夜哭泣。道武帝知道后又要召见他。拓跋嗣准备进宫时，他的左右劝他说：“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你去了或许有意外，不如先外出躲避一段时间，等皇上气消了再去见他也不迟。”于是拓跋嗣便离开宫中，到外地巡游。
天赐六年（公元409年），道武帝被二儿子拓跋绍杀害。拓跋嗣听到消息后赶回都城，联络诸大臣杀死了拓跋绍，平息了宫廷政变，登上了帝位，改元永兴。
拓跋嗣登位后，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永兴三年（公元411年），拓跋嗣下诏说：“衣食充足，方知荣辱。假如人们饥寒交加，早晨害怕家中的粮食难以维持一天，心中着急的只是怎样才能吃饱穿暖，那里有余暇谈论仁义之事呢？只有男耕女织，内外相辅，才能家给人足。”
他还下令精简宫女，让大批宫女出宫配给鳏民。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下诏说：“古人有言，百姓富足则君王有余，从没有百姓富足而国家贫穷的。近年来霜旱频繁，粮食歉收，有很多百姓忍饥挨寒难以生存。国家应该发放布帛和库存的粮食，来赈济贫民。”大将奚斤打败越勤倍泥部落后，拓跋嗣又将越勤倍泥部落的2万余家迁到大宁川附近，由国家按人口授给农器，分给农田，强迫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拓跋嗣自己也常常外巡视察，亲自接见民间的长老，问民疾苦。为防止地主官吏贪污害民，他除专派中央官员巡行四方，监督考察外，又下令假若守宰不遵法令，百姓可以直接进宫上告。守宰的财产，假若不是自己家中生产的，则全部作为赃物没入。对没有按时完成政府赋税任务的刺史守宰严加惩处，不准他们再向百姓征发，而用他们家中的财产抵偿。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北魏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使大量流民内附。神瑞二年（公元415年），河南流民前后有5000余家归附，氐族豪强徐骏奴、齐元子等也率部落3万余家遣使内附，河东胡、蜀五千余家也相继归降。
二、外抚内和巩固根基
道武帝虽以武功文治建立起强大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中国的大部。但当时北方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小的割据政权。和北魏接壤的有北燕、北凉、后秦、南燕和夏等，北魏的北面还有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柔然。拓跋嗣继位后，因感北魏初入中原，尚需巩固统治，站稳脚跟，所以在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同时，对外也采取了抚和的政策。义熙十年（公元414年），遣使通秦、柔然及北燕，又诏使平南将军、相州刺史尉古真与东晋太尉刘裕相互交通。拓跋嗣派遣使者的目的，自然是希望与各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