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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末年，地方势力长期威胁中央政府，杨坚专权，也引起地方上的武装反抗。为有效地控制地方，杨坚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查；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避免发展为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地方政治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北周的刑律残酷而紊乱。杨坚下令制定《开皇律》，废除了枭首、车裂等残酷刑律，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等。并规定只要不是图谋推翻杨氏政权者，不得诛连九族。《开皇律》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为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农民往往虚报年龄，以求躲过纳税年限；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人口，也想方设法不报户口。为扩大财政来源，开皇五年，杨坚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也称“输籍法”）两项措旋。前者即严格核对户口，实行户籍制度。这一年就检查出成丁男子44。3万人，并把1641500人编入户籍。根据各家资产情况，从轻做出缴纳赋税的标准，写成“定簿”。这样，百姓不能逃税，地方官吏也难以随意增减克扣，更重要的是把大量依附人口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吸引出来。每年正月初五，县令派人检查，重新制定“定簿”，收获后即以此征收。这两项措施使国家掌握的人口剧增，增加了财政收入。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每个成年男子可以分配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成年女子分配露田40亩，奴婢与一般农民分田数量相同。均田法又规定：京官一至九品都可得到1～5顷的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免官则交出土地；各级行政机构都可耕种一定的土地，称公廨田，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这种办法节省了大笔财政支出，也就变相增加了国家的实际收入。整个隋朝，国家的仓库都堆满着粮食和绢帛，呈现经济繁荣的景象。
隋代对农民的赋役征收主要是租、调和力役。它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4～10岁为小，11～17岁为中，18至60为丁，60以上为老。负担国家赋役的主要是丁。一对成年夫妇每年要交纳粟3石，即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交绢1匹（相当于4丈）和绵3两，种麻织布地区每年则交布1端（相当于5丈）和麻3斤，即调。没有结婚的单身成年男女可交租调规定的一半。成年男子每年为国家服徭役1个月，称“力役”。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庸。租庸调制一直影响到唐代。
为便于把潼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布帛运到首都，开皇四年，杨坚命当时的“巧匠”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也为两岸的土地提供了灌溉条件。
魏晋以后，国家分裂，币制非常混乱，影响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杨坚建国后，下令改铸五铢钱，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又统一了度量衡，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在蒙古草原活动，北齐、北周时经常侵扰内地。杨坚初执周政，即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突厥大举南侵，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被杨坚派杨弘、高颎等在开皇二年率兵击败。为阻止突厥的南下骚扰，杨坚三次征发民伕修筑长城，并加强防御。不久，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一开始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了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开皇七年八月，杨坚征召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将其软禁，并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开皇八年秋，杨坚共发兵51。8万，东起海滨，西至今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总有兵力不过10万，而君臣仍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在隋的全面进攻之下，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由杨坚再次统一。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灭陈之后，战争已基本结束。为把府兵变成国家的纳租对象，开皇十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所有军人，户籍全部划入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役征收与原来的农民完全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的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沿用。
同时，杨坚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立即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要把尚武之风改变成习文之气。
四、猜忌功臣佞信佛道
杨坚代周建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革，北抚突厥、南灭陈，完成全国统一，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同时，杨坚又有非常平庸鄙陋的一面，猜疑、苛察、喜怒无常、迷信佛道，不学无术、废除学校等等。
杨坚做皇帝，是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他的经验就是成功地利用了周静帝年龄幼小、宇文氏又没有有效地控制大权的机会。因此，杨坚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个人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走自己的道路，颠覆杨家的天下。杨坚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对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昉、郑译等人，使用了高颎、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材，给予他们高官厚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疑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有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但终逃不掉免官的命运。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预任何政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任命其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受。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官，因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成为除皇帝外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开皇十七年，海南人李世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虞庆则妻弟赵什柱回京告他谋反，杨坚便趁机杀死虞庆则。
高颎是杨坚较早笼络为心腹的一个。高颎父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氏。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颎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杨坚代周，高颎是高参；杨坚做皇帝，高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是掌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颎。高颎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颎非常信任，常把高颍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颎的坏话，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封官职、爵位都到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无数。但至开皇末，杨坚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但高颎不同意，双方产生了矛盾。杨勇的女儿是高颎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颎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杨坚是以外戚身份谋取帝位的，故对此非常敏感，认为高颎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实是想步自己的后尘。后以王世积之事株连高颎，便罢免了他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有人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杨坚没做任何核实，就认定为真，只是不愿落个连续杀戮功臣的名声，才没有杀死高颎，而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贬为平民。
杨坚经常使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都要加以重惩。刑部侍郎只因太想升官，在一次上朝时穿上了一条红裤子，杨坚把红裤子的含义理解为避邪，上朝穿避邪的衣服显然是把皇帝看成了邪，马上下令推出去杀头。当时任大理寺丞的赵绰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法律不该杀头。杨坚说：“你可惜他，就不可惜你自己的生命吗？”又有一次，时值某月初一，在上朝时有个别武官的衣服与佩剑穿戴得不整齐，杨坚认为这是对朝廷的不尊。他没有直接向武官问罪，而是责备专管弹劾大臣的御史为什么没有当场对他们提出弹劾，便命令杀掉御史。谏议大夫毛思祖出来劝阻，也被当场杀头。为禁止官吏受贿，杨坚还派人私下四处行贿，一旦有人接受，便马上处死。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杨坚在宫廷中长期放着仗棒，稍不如意，则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就要打好几个人。杨坚还常嫌持杖者下手过轻，怀疑他们手下留情，便要推出杀头。故宫廷中常有人死于杖下。高颎等人都曾提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建议宫廷不设杖棒等刑具。杨坚一度废去杖棒，但他想打人时，用马鞭抽打感到不过瘾，很快又把杖棒放入宫廷。百官犯法本应交大理寺审理处置，杨坚却喜欢亲眼看人挨打，把宫廷变成公堂，显然是为大树淫威。
杨坚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及各种鬼怪，都在杨坚的崇信之列。北周武帝灭佛之后，佛学在北方衰微。杨坚初任丞相，便下令对原来的和尚、道士进行挑选，让他们各操旧业。杨坚称帝之年，更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全国范围内按人口征钱，在各地营建佛寺，修塑佛像，缮写佛经；大都市则由国家拨专款修复寺庙。佛道之学再度复兴，并很快风靡全国，当时民间所藏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几十倍。隋唐佛教的繁荣与杨坚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
杨坚做皇帝，是通过和平政变的方式取代了北周宇文氏。新朝官僚大多是北周旧臣，在功绩、实力和其他方面杨坚都并不比他们有资格，要有效地控制他们，除镇压、猜疑和苛察外，还需要从心理上征服他们。和所有心里没底的篡权者一样，他把他所以能做皇帝说成是上帝的旨意。王劭本是一个学者，靠赞美杨坚有帝王之相做了著作郎。他看准了杨坚的心思，广泛搜集能为杨坚做皇帝充当理论根据的材料，任意曲解附会，把北周的灭亡、杨坚由专政到称帝以及隋的国号都说成是上帝的安排。这是杨坚最希望得到的，王劭因此得到优厚的赏赐。
杨坚不仅提倡佛道，对当时民间流行的各种迷信他都相信，包括山神、土地、河海龙王等等，甚至对各种妖怪也不怀疑。杨坚的妻子独孤氏和杨坚的宠臣杨素的妻子郑氏都得了病，医生认为这是有人故意利用猫妖作怪，杨坚对此还专门下了诏书：凡有意饲养、培训并利用猫妖等怪物而害人者，一律流放边境。
杨坚被后世讥为不学无术，他自己也承认，并且看不起那些咬文嚼字的读书人。如杨坚要对北周宗室宇文氏斩尽杀绝，李德林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显得皇帝过于残忍。杨坚回答说：“像你这样的一介书生，没有资格参与这种政治大事。”不听劝告，实施了自己的计划。杨坚认为文化无用，便认为不需要建立学校。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杨坚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天下郡县的所有学校。
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又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同年底完工。因杨坚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便被命名为大兴城（今西安市），皇宫称大兴宫，主要宫殿称大兴殿。
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杨坚对大兴城又失去了兴趣，便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歧州（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