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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封为“解事天子”，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为唐军消灭。至此，李渊父子兼并了地主割据势力，又打败了农民起义军，夺取了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统一了全国。
四、创立制度修明政治
李渊称帝后，百废待举，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初具规模。
建立各级统治机构。李渊建唐伊始，一切政权组织皆因隋制，直到武德七年才为适应全国统一后的历史形势，根据前代制度，确定了唐代的政权组织系统。
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门下省，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是审议机关，主管审核中书省的决定，并有权驳回。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太宗时废尚书令，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共同对皇帝负责。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掌官吏的考核与升降，户部主掌户籍及赋税，礼部主掌礼仪及科举，兵部主掌军事，刑部主掌刑法诉讼，工部主掌土木工程。各部长官都称尚书，直属于尚书省，每部又领四司，计24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订的政令。
唐代的监察机关为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权力极大。
唐代的地方统治机构，基本上是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刺史每年一巡属县，考课官吏，访询治安，催督赋役，保举人才。县令主一县之事，县以下有乡，乡以下有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置里正一人，辖百户左右，其职责是检查户口、劝课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对人民进行直接统治，是唐朝皇帝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各级政权组织比较谨严，分工比较明确，和过去相比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初，经隋末战乱，人口减少。武德初年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户数的四分之一。由于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荒芜，在这种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唐政府要保证赋税收入，稳定政权，就必须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唐朝继承了北魏、隋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稍加损益，颁布全国。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李渊颁布均田令，规定：对百姓授田，丁男（21岁～60岁为丁男）和18岁以上的中男（满16岁为中男）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为老男）、笃疾、废疾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这些人若作户口，则每人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女道士）各授田20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对贵族官僚授田，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100顷递降至5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田数由30顷递降到2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受田30顷至60亩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对土地买卖，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在无力丧葬时准许出卖永业田，若百姓从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亦准许出卖。
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要实现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的。但均田令的颁布，还是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还实行了租庸调制。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租庸调制规定：凡是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纳粟2石，叫做租。又随乡土所产，每年交纳绢2丈、绵3两，或交纳布2。5丈，麻3斤，叫做调。还规定每丁每年要服役20天，如不亲自服役，可每天折绢3尺或布3。75尺，叫做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唐代的租庸调和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从而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实行府兵制。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宇文泰时期，历北周、隋而至于唐。李渊太原起兵时有兵3万，进军关中后，众达20余万，为了使这支军队归心于唐和解决军粮问题，李渊把军队逐步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基本具备了府兵制的雏形。武德元年李渊在长安称帝不久，即置军府，任用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完全因袭隋制。当时十二卫所属有骠骑、车骑两将军，是事实上的领兵者，武德二年置十二军，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武德六年，废十二军，武德八年，因突厥入侵，又重设十二军。十二军是唐初关中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此外，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开府领兵。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之上，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府兵的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或到边境戍守，称作“番上”；若遇到战争发生，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除本身租调，但“番上”、“出征”时的兵器、衣服、粮食均需自备。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保证了兵源，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同时，练兵权与将兵权分离，防止了将帅拥兵跋扈，对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实行科举制。科举制始创于隋朝，到唐朝时更为完备。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士。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是主要依据学才德识，从而使唐代的用人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即每年举行的定期考试，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需要独立思考，较难考，但一旦考中，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所谓制举，就是皇帝根据需要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考试时间也不固定，录取人数较少，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科举制的最后确立和进一步完备，有着重要意义。和九品中正制相比，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开了绿灯，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制订《武德律》。隋朝末年，统治者滥用刑法，民无所措手足。李渊攻下长安后，就学着汉高祖刘邦的样子，约法为十二条，称帝后，宣布废除隋朝的《大业律令》，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依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在“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订了新律53条。到武德七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但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制裁更严酷了。
五、被迫退位古稀寿终
李渊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特别是武德后期，多内宠，妃嫔成群。李渊宠妃怠政，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听信裴寂的谗言，错杀大将刘文静。刘文静最早参与晋阳起兵之谋，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李渊称帝后，大封功臣，刘文静对自己位在裴寂之下甚感不平，遂与裴寂产生矛盾。有一天，刘文静酒后口出怨言，裴寂等乘机陷害，说刘文静欲反朝廷，李渊竟听其言，杀刘文静。李渊赏罚不明，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唐统一全国后，李渊产生了骄傲自满思想。他越来越不关心政事，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对武德后期的皇位之争问题没有处理好。他想使太子、秦王、齐王各谋其位，相安无事，结果相反，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明争暗斗，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武德九年夏，突厥犯边，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借为李元吉饯行之机，秘设伏兵，除掉秦王。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在这紧要关头，李世民经过与自己的僚属房玄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一夜密谋，决定先发制人。他先是向李渊奏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答应次日诘问。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李世民及部下将其杀死，并让心腹尉迟敬德带甲入宫报告李渊。此时李渊正和他的臣子萧瑀、裴寂坐在一只小龙船上，荡漾在南海池中，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立在岸边，十分惊骇。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造反，秦王已把他们处死，特派我前来保驾。李渊听后惊得目瞪口呆。旁边的萧瑀等赶忙劝李渊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尉迟敬德也敦促李渊下诏，令诸军悉受秦王节制，以便制止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李渊无奈，被迫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悉听秦王处置，并于六月一日下诏立世民为皇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所控制，李渊无奈，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从此李渊徙居太安宫，过着太上皇的生活。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握，自己心灰意懒，也就不再干预政事，李世民对李渊表面上也隆礼相敬，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也明白李世民的用意，颇为知趣，自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宫廷矛盾，同时也为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渊病死，时年71岁。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庙号“高祖”。
第一百九十四章 太宗李世民
一、建功立业夺嗣继位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隋末大乱到唐初大治的历史转变时期，时代的需要，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名主贤君。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在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世民18岁时，隋炀帝杨广巡视北方边塞，遭到突厥数十万骑兵的袭击，被围困于雁门孤城。李世民奉父命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提出了虚张声势、多设旗动为疑兵的退敌策略。深得云定兴将军的赞赏。第二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历山飞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这两次戎马生涯，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貌似强大的隋军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已经注定了灭亡的命运。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起兵。年轻有为、善于谋略的李世民，作为父亲李渊的得力助手，参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