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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争夺的目标，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赵光义对皇位的垂涎已越来越明显。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延难遏，滋蔓难图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预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一机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光义随行。宋太祖在洛阳盘桓了一个月，一直住在自己当年出生和长大的旧居中。有一次，他指着一条小巷说：“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游戏时，曾埋在这里一个石马，不知还在不在。”左右的人一挖，果然找到了这匹石马。
回到开封后，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皇子德昭已25岁，德芳也17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两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宠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的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百七十一章 太宗赵光义
一、拥兄自立代兄称帝
宋太宗，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两年又改名炅。是太祖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生，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卒。
经过多年的闯荡，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比他小12岁的匡义只是一个供奉官都知，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匡义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所以他也从小学习弓马，并参加过一些战阵之事。据后来太宗自己回忆说，他16岁那年，曾跟随父亲赵弘殷南征，屯驻于扬、泰等州。他多次与敌将交锋，敌将往往被他射落于马下。赵匡胤当时驻兵在六合，听说他的弟弟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匡义18岁的时候，跟随周世宗和赵匡胤，攻打下瓦桥关和瀛州、莫州。其后，当时22岁的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胞弟的赵匡义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匡义与赵普部署诸将领，列队包围匡胤寝所，“逼”他黄袍加身。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
因此，赵匡胤一当上皇帝，即任命匡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五月，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即让匡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八月，匡义领泰宁军节度使之职。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匡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七月，太祖任命匡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时，为了避讳，匡义改名为光义，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光义向赵普学习处事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到开宝元年（公元976年）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做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二、伐汉收功攻辽败绩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从正统的封建世袭制角度看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割据漳泉的南唐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