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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在减轻百姓负担上也做了许多好事。这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从弘治三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赋要求，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同意。弘治六年，山东因灾情严重发生饥荒，孝宗闻奏之后，向灾区发送去帑金50余万两，米200余万担，并派了官员监督发放，不仅免除灾区税赋，还通过赈济拯救了260余万灾民的生命。为了整治黄河以及江南的水患，孝宗令刘大夏于弘治五年七月，来到了山东，坐镇阳谷。刘大夏不负使命，完成了多项水利工程，历时两年，终于治服了水害。奉旨到江南治理水害的工部侍郎徐贯，也出色地完成了钦命。他在江浙地区大搞调查研究，从而确定了比较完善的治水方案，一举修建、沟通河、港、泾、湖、堤岸等135道，从而使洪水通过吴淞、白茆地方的渠道，毫无阻拦地泄入海中，除掉了威胁朝廷主要经济区的一大祸害。
在施恩于百姓的同时，孝宗继续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表现得相当明智。弘治九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向他进讲《大学衍义》，趁机揭发太监李辅国与张皇后关系甚密，招权纳贿。此事被李辅国知道后，马上报复，说王华有种种劣迹，应予驱逐。孝宗没有听信这番鬼话，反而哈哈大笑，传令中官赐食给王华，以示亲近。弘治十年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的时间过长，侍讲学士王鏊反复规劝，孝宗当时没有接受，事后却没有怪罪，而是对诱导他玩乐的太监说：“讲官指出这一缺点完全正确，是一片诚挚之情，完全是为我着想啊！”自此之后，不再到后苑游猎寻欢。为了引导大臣们踊跃进言，孝宗还经常提出这件事情，请人们知无不言。他为取消讲官的顾虑，避免讲官为此观望，不肯大胆进言，特召来刘健等人，说：“讲书必须要讲那些圣贤之言，如此直言不妨。”进而又明确要求阁臣们：“传我的话给诸位讲官，不必顾虑。”孝宗如此虚心，在明王朝历代君主中是不多见的。
三、知过能改限制勋戚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孝宗将曾修治黄河有功的刘大夏，由总督两广军务的左副都御史，提升为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兵部尚书任内，颇想痛行一番改革，因此常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告诉孝宗。有一次，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你几次对我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我也尽力采取措施减轻百姓的赋税、徭役，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刘大夏回答说：“陛下以为征敛有常规，其实不然。我在两广任职，每年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这种情况，陛下可知道？”孝宗又问军队的情况，刘大夏回答说：“与百姓一样穷苦不堪。”孝宗很不理解，说：“士兵平时月有口粮，出征时也有行粮，怎么会穷？”刘大夏向他报告说：“将领统帅克扣的数量，在半数以上，怎能不穷？”孝宗遂感叹道：“我做君主已经很久了，竟不知天下军民如此困苦，这也是我失职啊！”于是，下诏严令将帅不得侵吞士兵的军费。孝宗对刘大夏这样的大臣，非常喜爱，经常召他在一起商讨大事。有时与刘大夏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过长，感到十分疲劳，就传司礼太监李荣搀扶走路。有一次早朝，刘大夏立于一侧，孝宗没有看到，第二天就告诉他：“你昨天失朝了吗？我担心御史找你的麻烦，所以当时也没让人召你。”这个小小的误会，足以说明孝宗对爱臣的感情。在孝宗的支持下，刘大夏大力整顿军事。先是从核查军队虚额入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同时也请孝宗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醮。孝宗看了刘大夏写的“兵政十害”的疏奏，接受了他的许多建议，不过，也有一些保留，有的因为牵扯到权贵和近倖，孝宗认为与军备关系不大，就搁置起来，没加批示。如刘大夏力主把分布在各地的“镇守中官”一律撤召回京，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见，但孝宗就没有同意。
在阁臣以及六部尚书的支持下，孝宗在弘治初年对朝政加以治理的基础上，沿着改良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勋戚宦官等为非作歹，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孝宗特别予以了注意。弘治三年九月，孝宗下令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不准接受外人的投献钱财、物品。这是一场几经反复的斗争。勋戚近臣对这项命令，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并在行动上不加收敛，公然蔑视各种规定，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在京师之中大开店铺，邀截货商，收受献品，有的还在府中养了大批仆从，任意肆虐百姓。面对这种情况，孝宗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弘治九年，孝宗排除阻力，首先对民愤极大的张皇后的两个兄弟开刀。皇后有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张氏兄弟仗势骄肆，纵使家奴夺取民田、民宅，指使官吏释放行赂的囚犯，十分霸道。朝中大臣十分愤慨，纷纷上奏，孝宗收到举报后，就派人去调查，结果属实。孝宗毫不客气地严令制裁。
由于宫中一些太监对孝宗有很大的影响，孝宗身上的有些毛病改起来比较困难，尽管与他多年来的勤于政事的长处相比，这都瑕不掩瑜，但毕竟有失明君的形象，况且他也有铸成大错的时候。如他有热衷于斋醮、修炼的缺点。在政务上，孝宗对一些好的措施，也不能完全持之以恒，言而不行和中途动摇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情况最严重的几年当中，孝宗停止了午朝的做法，除了早朝还能坚持，与大臣们几乎不再见面。章奏的批答也不及时，有的竟能滞留数月之久，批示过的也不过问执行的情况。幸好这种情形，到了弘治末年得到了改变。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之后，孝宗接到的劝谏疏奏日益增多，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了改正。
在孝宗的诸多失误当中，有一条是对皇戚勋爵的不法行为，缺乏一以贯之的打击。他曾经将这个问题看得相当严重，于弘治三年、九年下决心解决，但落到实处的制裁措施不多，其阻力主要来自张皇后。
弘治十八年三月，户部郎中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数万言。其中指斥张皇后的兄弟张鹤龄尤其严厉，揭发他招纳无赖，渔肉百姓。张鹤龄与皇后母亲金夫人听说后，金夫人天天在孝宗面前哭闹，要将李梦阳下狱。孝宗不得已，照着做了。科道官纷纷上疏营救，金夫人也不放弃攻势，又在孝宗面前哭闹，要求对其加以重刑。孝宗大怒，推案而起。接着刑部来请示处理意见，孝宗毫不犹豫地提笔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过了一些日子，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入内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场。酒至半酣，皇后、金夫人入内更衣，孝宗独召张鹤龄谈话，左右不得闻，但见张鹤龄免冠叩头不止。鹤龄兄弟从此大为收敛。不久，孝宗在一次召见刘大夏时，谈完其他事情，又询问社会上舆论的情况。刘大夏告诉他：“最近放了李梦阳，中外欢呼，交口称赞陛下的圣德。”孝宗对他说：“李的上疏中有‘张氏’两字，有人说这是对皇后的污辱，我没办法才将他下到狱里。刑部的请示一到，我曾经问人如何处置，有的竟说要杖责。我知道这些人的本意是要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妇人之忿。所以我下令将其释放复职，也不让司法拟罪。”
对皇戚勋爵的打击，在李梦阳获释之后，自然就达到了顶峰。锦衣卫和东厂的侦缉往来探听，据实治罪，颇有声势。那些往日横行不法的权贵，从孝宗的决断行动当中，感到寒光闪闪的利刃正在逼近，纷纷收敛了劣迹。京城中悄悄关闭了若干商栈店铺，被遣散的家奴仆人也纷纷另寻生路。京城一带遂告平安。
孝宗在执掌权力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全力以赴整顿朝纲，渴望帝国的振兴。弘治十八年，首辅李东阳奉旨去山东曲阜祭祀孔子，时值大旱，返京的路上，李东阳将所见所闻奏告孝宗，其中多是朝弊造成的不良后果。孝宗接到奏报，流下了痛心的眼泪，他反躬自省，竟夜不能眠。也就与此同时，工部尚书曾钅监为削减宫中的开支，向他进言，裁减尚衣局、军器局、司设监的匠人，他毫不犹豫地就加以批准。此后，他又接到了宫内针工局计划招收大批的裁缝入宫的奏告，就没有同意。孝宗还下令裁减织造数额的三分之一，大大节省了经费开支。
孝宗临死之前，给将要接替自己继续执掌权力的皇太子留下了大笔有形和无形的财富，留下了弘治贤相和能臣，留下了宗社的安定，也留下了殷殷期望。对自己的一生，他自觉问心无愧，惟一放心不下的，是苦心经营出的“弘治之治”的瑞祥气象，还能持续多久？他是多么希望继位的皇太子能将他的政绩发扬光大，使“弘治之治”连续成“弘正之治”。但遗憾的是他的希望落空了。36岁的孝宗死于公元1505年五月，葬泰陵。
第三百四十六章 武宗朱厚照
一、懒于朝政除正扶邪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四月，孝宗皇宗患病多日，身体每况愈下，已是残灯将灭。熬到五月六日中午时分，便在群臣和太子的痛哭声中去世了。五月十八日，15岁的皇太子即位，以第二年为正德元年，新继位的皇帝即朱厚照，后世庙谥号武宗毅皇帝。
朱厚照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他惟一的弟弟朱厚炜三岁时就夭折了，因此他在当太子期间不像前几朝那样，宫廷中充满了争夺储位的尔虞我诈，刀光血影。
朱厚照刚入学时的表现还相当不错。诸儒臣更番进讲子史经籍，时间安排得也很紧，他常常一听就是一天，非常入迷。讲官下课时，他必要拱身致敬，作揖告别。次日，掩卷朗读所学功课甚为流畅。
出于对太子学业的关心，孝宗余暇也爱到学宫去走走看看，提一些问题让朱厚照回答。朱厚照每次听说父亲来了，都立即率宫僚趋前迎接，按照学过的礼节，恭恭敬敬地行事，用心回答父亲的提问。对此孝宗感到很满意。为了使这个嫡出独子增长见识，孝宗外出的时候，总爱将他带上。但谁知这一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结果。频繁的外出给朱厚照提供了认识皇宫之外世界的机会，使他顿感宫中学屋一方天地的狭小，慢慢书屋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讲官们的妙语连珠也变得枯燥无味。他就像飞出樊笼的小鸟，再也不愿回到笼中去了。朱厚照心猿意马，于学业上开始疏懒起来。本来太子的游戏时间和种类是不少的，像踢线球、斗蟋蟀、角觝、百戏这些，都是朱厚照熟悉的消遣方式，但这与置身于皇家林苑之中放鹰纵犬、泛舟逐流，个中滋味毕竟不大一样，况且朱厚照已经不是牙牙学语的孩子，他需要更多、更新鲜、更富刺激性的游戏方式。也许侍卫在孝宗身边的那些纠纠武夫给他的印象太深，朱厚照对兵器愈来愈感兴趣，进而发展到喜欢骑马弓射。在热心的太监们教习下，打马飞奔、挽弓疾射对朱厚照很快就不是一件难事了。有人将朱厚照的新变化告诉了张皇后，张皇后有些忧虑，但孝宗对此不以为然，说：“他这是在学习军事知识，小小年纪就知居安思危，这是件好事，不要多加干预。”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一个没有经过很好教育、且心已玩疯了的孩子，陡然做了皇帝，是为武宗。终日跟繁复的朝廷礼仪，枯燥的群臣奏疏，繁乱如麻的国家大事打交道，自在惯了的朱厚照，哪里招架得了？于是每日早朝成了他一天最难捱过的时光。他向往太子时期的欢乐，想念在东宫里陪他玩乐的太监们，心性变得浮躁起来。
武宗的身边，有个非常阴险的人物叫作刘瑾。这人生于陕西，早年自阉进宫，孝宗时，并没有得势，有次还因为犯了罪要被处死，后来被宽宥，入东宫服侍太子，直到武宗即位时，在太监中的地位也不高。刘瑾品性恶劣，狡诈多端，他善于揣摩武宗的心理，极力迎合主子的癖好，他知道武宗爱玩，因此千方百计经常弄来鹰犬、歌伎、角觝之类供武宗玩乐，还带他出宫兜风，因此取得了武宗的信任和宠爱。不久刘瑾收罗了马永成、高风、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7个太监，他们都有媚上欺下的手段，他们几人相互勾结往来密切，恣意横行，人称“八党”、“八虎”，是武宗的“私爱”。
在刘瑾等人的引导下，武宗即位没多长时间，对朝事就由厌烦发展到不管不问。大臣们尽心写好的疏奏，他只是划上“闻知”两字，往下便没了结果。他常由持刀拖棍的太监簇拥着，拍马驰驱宫禁，整日泛舟南海。他还不顾皇帝的威仪追逐宫女，三天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