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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恶不作。咸丰帝上台以后，大权在握，便把穆彰阿做为自己整顿吏治的第一个目标。咸丰帝即位10个月后，即亲笔朱谕，宣布穆彰阿的罪恶。历述穆彰阿的罪状后，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对另一个大学士，曾任广州将军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也因其与穆彰阿狼狈为奸，先是贬官，后予处死，这些处置一时使朝野震动。
为了进一步扭转吏治腐败的局面，咸丰帝在罢免庸官的同时，选拔了一批他认为有才能的人。这其中有穆荫、肃顺、匡源、杜翰及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等。尤其是肃顺在清朝宗室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性格开朗，才华横溢，勤于任事，而且钦佩法家治术，主张为政要严。他认为，只有重刑厉典才能挽救颓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这些十分合乎咸丰帝的心思，于是肃顺渐渐得到咸丰帝的喜欢，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提拔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尤其是后来，咸丰帝凡事都与肃顺密谋，肃顺也依仗咸丰帝的势力，为所欲为，独揽大政。
咸丰帝上台以后任命提拔的这些重要官员，有的确有才能，协助咸丰帝处理了一系列军政大事，但是这远不能扭转整个清王朝的时局。而且肃顺等人越级升迁，包揽一切大权，又造成新的专权，于是也造成了清廷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咸丰帝即位以后，在调整统治班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科举是封建文人登上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可是，随着社会风气的腐败，考试中的弊端日益严重，漏洞百出，行贿受贿事件经常发生。咸丰初年，科场上向考官递条子的风气十分盛行，在大庭广众之前也不忌讳，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虽然不学无术，也往往金榜题名，而那些正直朴实的人，虽有满腹经纶，也往往名落孙山。面对这种污浊腐败的科举情况，咸丰帝十分愤恨和忧虑，他担心这样下去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时有加以整顿的想法。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顺天府乡试，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葰为主考官，副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发榜以后，人们发现，在中试前10名中，有位不学无术的旗下大爷平龄，因为他平时喜欢唱戏，曾经登台演出，于是京师舆论哗然，人们窃窃私议：“优伶也能高中了。”人们的议论，引起了御史的注意，有人上疏弹劾。咸丰帝立即下谕，严肃查办。首先将凡有牵连的考官先都解职听候审查，不久查明确有舞弊行为。柏葰、朱凤标、程庭桂等人都被革职下狱。咸丰帝感到柏葰为中枢重臣，不愿对他施以重刑。肃顺等人则说：“取士大典，关系至重，必须严厉执法，以惩积习。”咸丰也想借此好好整顿一下科举之弊，因此也就不再为他开脱，于是柏葰和同考官浦安，中试举人平龄、罗鸿泽，主事李鹤龄，程庭桂的长子程炳采共7人被下令斩立决。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朱凤标革职，其余受株连而被褫、革、降、调的有数十人。
不久肃顺主持查出铸币局贪污案，咸丰下令追查，结果主管财政的大学士翁心存，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均受到不同处分，户部官员十几人被杀，家产籍没。
另外还有商人、胥吏数十人，也一同被抄查家产，此案总计诛连者达数百人。
咸丰帝重用肃顺等人，并用严刑整顿朝纲，打击贪官污吏，力图挽救腐败的世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肃顺等人利用这机会，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更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
三、竭力平叛力御外辱
咸丰帝即位前夕，清王朝的西南边陲到处都是零零星星的农民起义，尤其地处广西紫荆山的洪秀全等人也在酝酿大规模的反清活动。对此，年少气盛的咸丰帝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不过是几个土匪，派兵剿灭也就完了。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咸丰帝即位刚刚10个月，即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对此，咸丰帝大为震惊和气恼，立即派兵命将，抓紧进剿，企图把太平军扼杀在摇篮里。然而，令咸丰帝失望的是，清军虽然人多势众，穷追不舍，但却未能实现咸丰帝的就地围歼计划，相反，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率领下，施展巧妙灵活的战术，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十一月中旬，连克湖北的汉阳、汉口，武昌。不久，太平军顺江而下，于咸丰三年二月十日占领了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改南京为天京，建立政权，颁布社会政策及纲领。这样咸丰帝的统治就面临着一个新政权的直接威胁和挑战。
在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咸丰帝认识到，只靠原先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已无济于事，必须进一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提高清军的素质。咸丰帝接受其他大臣的建议，重新使用古老的形式——办团练。咸丰帝的这种政策确实收到了成效，团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咸丰二年秋，他因丧母回籍守制。十一月，咸丰帝命令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以湖南原有的一部分湘勇为基础，另定营制及各种章程，经过一段时间编练，组成一支新型军队即湘军。湘军的组织十分特别和严密，实行由统领挑选哨官，营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所募兵勇，大多是纯朴老实的农民，而且需取结具保，入军以后，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因此，湘军组织严密，内部稳定，兵为将有，全军统辖于曾国藩，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由于满州贵族害怕汉族地主掌握军权，因此对于曾国藩的湘军，咸丰帝心中十分矛盾，要利用却不敢放手重用。这种矛盾心理使他采取了两手防范措施。首先，咸丰帝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由八旗兵绿营兵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尤其是江北大营身上，所以不论是火器或粮饷都优先供给。其次，咸丰帝在表彰曾国藩的同时，任命满族贵族官文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总揽长江中游的一切军政大权，任命满族将领如塔齐布、都兴阿、多隆阿等为战将直接插手湘军，或率领八旗、绿营兵与湘军配合作战，监督控制曾国藩集团的势力。而对曾国藩个人，咸丰帝只给予口头上的称赞，让他为自己卖命和出力，就是不给他实际权力。虽然曾国藩为清王朝出了大力，但甚至到了1858年，曾国藩官职仍是原来的礼部侍郎。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咸丰帝起用曾国藩领军，给事中李鹤年也请咸丰帝重用曾国藩，但都被咸丰帝拒绝。
然而，到咸丰十年，咸丰帝倚仗八旗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八旗兵和绿营兵受到严重的打击，江北、江南大营不堪一击。咸丰六年，江北、江南大营就被击溃，钦差大臣向荣毙命，另一钦差大臣托明阿被革职查办。同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即天京事变，清军乘机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可是江北大营在咸丰八年又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击破，统帅德兴阿被革职；江南大营也在咸丰十年被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联军摧毁，主帅钦差大臣和春落水身亡。与此相反，湘军在曾国藩等人的着意经营下，实力逐渐增大，成为清政府对付太平军的最有力的武装力量。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咸丰帝不得不重新衡量湘军的力量和作用，肃顺等人也极力保荐，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至此，咸丰帝经过多次的挫折和打击，才最终被迫打破了清王朝抑制汉人的传统祖制，真正开始重用曾国藩，给予他实权。
战争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后盾，物质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双方的胜负。对此，咸丰帝是清楚的。咸丰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朕不惜千万帑金，只需全力剿办。”可是，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夕，清王朝的财政已经十分困难，而太平天国起义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需大增，清王朝的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难于应付，所以解决财政困难就成为摆在咸丰帝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太平天国兴起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地丁、盐课、关税等项。为了解决军需，咸丰帝首先从原有的财源入手，进行了一些整顿和修改，以进一步扩大收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需开支。于是咸丰帝在其属臣的帮助和策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开财源，主要有捐纳、铸造大钱，发行钞票、征收厘金等等，其中尤以厘金最为重要。所谓厘金，是清政府新创设的一种商税。厘金又分行厘、坐厘两种，也就是过境税和营业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仙女庙等处的米行抽厘，半年竟收款达2万多贯。咸丰帝接到奏报后，认为此法甚妙，于咸丰四年批准在河南、江苏等地府州县广泛推行。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咸丰帝逐渐扩大抽厘的范围，于咸丰七年推行于全国各省。这样厘金就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财源，为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就增大了人民的负担。
正当咸丰帝为镇压太平天国使出浑身解数而心力交瘁的时候，咸丰六年九月下旬，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其后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口实，与英国狼狈为奸，一起对中国进行侵略，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面对列强的侵略，作为一国之君，咸丰帝当然不希望列强来掠夺自己的权益。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牵制了他的精力，使他不敢放手去对付外国侵略者。面对内外两种压力，咸丰帝感到力不从心，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和战两难的感慨。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策，那就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在广东爆发，咸丰帝就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说：“此次开衅，不胜固然令人担忧，也有损国家体面；胜则洋人必来报复，奔赴各口诉冤。现在中国境内尚未安平，岂可在沿海另起风波？”根据这一想法，咸丰帝命令叶名琛要灵活掌握，如果英人自悔返悟，就要设法驾驭，以泯事端；如其仍恃强欺人，断不可任意迁就议和。事隔一年，即咸丰七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掳走。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十分震惊和气恼，尤其是叶名琛被掳，使他感到大清王朝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立即下令给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柏贵等人，让他们首先以情理开导英法，如果英法军队退出广州城，仍然请求通商，即可相机筹办，以示和好；如果英法不肯退出广州城，则要调集兵勇，用兵力驱逐出城。咸丰帝还不厌其烦地嘱咐穆克德纳等说：“办理此事，固然不可失之太刚，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洋人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就范，英法联军挥师北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随军前往。咸丰八年三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口直逼天津城门。四月十六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等国公使议和，并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在英法等国的武力逼迫下，桂良、花沙纳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帝对条约内容并不满意，心中十分窝火，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批准条约，英法等国必不善罢甘休，会重起战争，不如先批准条约，暂救燃眉之急，于是他抱着“自古结盟本属权宜”的侥幸心理，批准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南返，军事危机暂时解除。这时，咸丰帝越来越觉得自己亲手批准的《天津条约》有种种不当。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六月五日，命桂良，花沙纳赶往上海，同英法举行修约谈判，当二人向咸丰帝辞行时，咸丰帝命令他们向英法等宣布：“中国愿免除洋货入口税，请外国将原订《天津条约》作废。”后来，谈判没有结果，咸丰帝只得退了一步，认为其他各节均可按原约执行，惟有外国公使驻京一节，为害最巨，断难允行。即便是这样，英法也不同意，咸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