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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要励精图治，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的种种努力，尽管结果大都不尽人意，有些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王公和中国师傅们都认为像个“真正的皇帝”所为，而他受报纸和外国师傅的影响所做的一切，却又令他们大失所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在英国师傅庄士敦的有意诱导和影响下，他开始逐步“洋化”，要做一个英国式的开明君主。于是，他“御膳”不“进”，专愿吃西餐；传统服装不穿，硬要穿西服；轿子不坐，却爱骑自行车；好好的辫子不要，硬是剪成了短发；一大群专供“传旨”的活人不使，偏偏装上电话；圣贤书不读，专爱订阅各种报纸。更有甚者，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下令把皇宫中所有的门槛统统锯掉；为了寻开心，他不时打电话要名饭店送上几桌上等饭菜到一个随便胡诌出来的地方去；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竟把“新潮人物”胡适叫到皇宫里来看看是什么模样，甚至自己也常写了些小说、文章、新诗什么的，化名往外投寄一气……
这些都还能使中国的师傅们容忍，但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这就是溥仪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原来，由于受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认为要做一个开明君主，就必须学些新东西，见点大世面，而更重要的是想得到能够左右当时中国政局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在紫禁城里是永远无法办到的。于是，他长时期以赏赐的名义，让二弟溥杰带走了大批清宫珍宝，预做出国经费。但他哪里知道，除庄士敦和溥杰之外，紫禁城中所有人都拼死反对他的出国之行。就在他与庄士敦秘密约定准备溜出紫禁城之时，不知怎么走漏消息，紫禁城里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城外的“皇父”载沣也闻讯赶来，齐刷刷一齐跪到宫门外，阻止其外出，而且声明如溥仪不放弃，就决不起来，成功地破坏了他们的出走计划。这次任凭小皇帝如何暴跳，以“皇父”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和中国师傅及太妃们，死活也不肯让步，因为皇帝一走，全部优待条件等于自动放弃，他们以及靠紫禁城吃饭发财的“皇亲国戚”便会丧失现有的一切。
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恩准”，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亲致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少年“天子”，一后一妃，照太妃及王公们看来，该安顿一阵子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溥仪所以“恩准”成亲，愿意一下子娶两位媳妇，是因为这是皇帝应该有的，并非是以为有什么必要，他这时心里想的仍是怎样逃出紫禁城，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计划着在结婚以后如何开始“亲政”。至于什么夫妻、家庭，压根就没有想过。结果，新婚第一夜，按祖制皇帝和皇后要在坤宁宫喜房里度过，可新郎却被那一屋子的暗红色——红帐子、红被褥、红衣、红裙、红花朵、新娘子的红脸蛋……搞得心神不宁，竟独自回到养心殿静思默想结婚后如何“恢复祖业”去了。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生活。
二、梦想复辟傀儡皇帝
溥仪被逐出宫时，曾向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鹿钟麟和一队士兵表示他早就不想做皇帝，而要当一名公民，并且说：“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这话虽有其他背景，并非全是谎言，可他所说的“自由”，是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恢复祖业”，庆幸从此摆脱了在他看来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们对他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然而，溥仪在匆匆住进了他父亲的居处北府之后的最初几日，周围的一切使他感到绝望。北府四周由冯玉祥的军队把守，切断了同外界的一切交通联络，身边只有一个屁股上总像有把火，终日团团乱转的“王爷”（溥仪成年后，无论什么场合都称其父载沣为王爷）。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多久，溥仪在北府里感到气候有变。先是不知哪里去了的师傅和王公大臣陆续出现在身边，接着就不断传来一些使他宽慰之余觉得振奋的消息：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民国当局提出了“抗议”，接着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捎来口信说，为保护北府安全，北京日本兵营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段祺端发出了声讨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并且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逼走了冯玉祥，继而又重新组织了临时执政府，出任执政。于是，先后汇聚北府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恢复祖业”纷纷为溥仪出谋划策。可如何恢复祖业呢？有人请他先去东交民巷使馆区，以确保安全；有人建议要设法“出洋留学，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成其大业；而以王爷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们则要他留在北府，争取恢复优待条件。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极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在纷纷嚷嚷的吵闹声中，溥仪以为上策是先寻得安全自由的栖身地，然后再徐图大计。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北府这座束缚他的牢笼，甩掉那批无用的王公世爵。于是，他和陈宝琛、庄士敦、郑孝胥、罗振玉等几位师傅和“股肱之臣”秘密定计，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进德国医院，逼走“王爷”派来监视的随员，急急忙忙钻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在使馆里，溥仪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泽夫妇极为“热情殷切”的招待。公使为这班前清皇室及随行人员腾出一座楼房，并倒出礼堂，大肆装点布置，为溥仪19岁寿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虽然在外国人的使馆里做寿使他伤感，但隆重的庆祝仪式和庞大的祝寿队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发誓，要为“恢复祖业”大干一场，这次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想不做，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馆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严密“保护”前往天津，准备在那里从事实现理想中的大事业。
到天津之初，溥仪一度仍打算出洋，可这时吴佩孚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向他磕头问安，他因此认为还是在国内才有可能推动复辟大业，动摇了出洋的念头。
自吴佩孚上书称臣，张作霖磕头问安之后，溥仪联想张勋利用辫子军拥立自己的再度登极与退位，这一次的被迫出宫，以及当时中国与军阀混战密不可分的政局变幻，以为武人固然可恨，不过没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宝”无异比登天还难。因此他决心改变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数年，他“降贵纡尊”，凡上门求见的大小军阀，一律不用再行叩头礼，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与常人一般平起平坐；凡表示愿为“恢复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残匪败兵，他都有求必应，花费大量金钱财宝加以笼络。
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驻津7年，他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另外还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以3600元年薪雇用奥国流亡贵族到欧洲各国游说；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复国”（指推翻苏联政权，恢复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复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是自“北京政变”以来，一直把他当作“皇帝”加以“保护”的日本国。
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制造了令溥仪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劝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麟，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溥仪认为“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不惜一切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不要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但溥仪为了将多年来“重登大宝”的美梦化为现实，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之初，曾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见溥仪，态度诚恳地请这位“宣统皇帝”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词回答了溥仪最关心的问题，谓“新国家”毫无疑问“是帝国”，至于“宣统帝”如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的“帝国”，等到了沈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沈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美梦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