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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后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后者则因为“开明通达”，赞成“共和”，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复祖业”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3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恩赐给他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同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干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1个月，日本人就以“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
再有，继郑孝胥之后，伪满洲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散会后即遭逮捕，以“反满抗日罪”被砍了头。还有关东军在“宫内府”增设了“宪兵室”，严格监视进出人员，检查来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将溥仪精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拘留，后经溥仪亲自道歉，才选用部分加以改编，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其余则作为“肇事祸首”统统“驱逐出境”。
至此，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国皇帝”是不可能了，不过这时他还不觉自己现有地位和人身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清国”的“龙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郑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论的，日本人离不开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强了对他的限制，不但不准他同外人接触，而且连前来为他祝寿的亲属，也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只准行礼告退，不许说话逗留。溥仪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从事，“恢复祖业”既然无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丢了现有的“皇帝”尊号。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炮制的“帝位继承法”。
溥仪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复祖业”和早日“重登大宝”，无如屡经变故，夙愿难偿，以致经年累月心绪烦躁，夫妻生活极不正常。
至1937年，溥仪而立之年已过，膝下仍无子无女，就在这一年由关东军一手安排，为溥杰找了一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儿，并在东京成了亲。随后，关东军即责令“满洲国国务院”抛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大意谓“满洲国皇帝”归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就由弟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溥仪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来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位继承人，因为关东军也曾劝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为由给拒绝了。在溥仪看来，“大清”的“龙子龙孙”，血统必须纯正。“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溥仪觉得这不仅是“大清”统系断绝的象征，也是他个人性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标志。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唯关东军之命是听，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百姓，屠杀各界爱国人士及无辜民众，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在天津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才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三、接受改造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2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像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弛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度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度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14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5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