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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恒让列侯归国这一措施，确实也是要处理一批他所不器重或不放心的人物，以此巩固他的地位。周勃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勃是发动政变诛灭诸吕，拥戴刘恒当皇帝的第一号首领，刘恒确实感激他，给了他最高的奖赏。但他对周勃却心怀畏惧，不放心。在他即位后，并没有打算改变周勃太尉的位置，丞相仍由陈平担任。陈平是谋士出身，一向谋虑深远，他感到自己与周勃之间失去了平衡，处于危险地位，托病不出，坚持要求把周勃的位置排在自己之上。刘恒只好把丞相职位一分为二，要周勃任右丞相，位居第一，陈平任左丞相，位居第二；空出的太尉一席，由将军灌婴填补。周勃功高权大，每当“朝罢趋出，意得甚”，“有骄主色”，而刘恒对他却是“礼之恭，常目送之”。当时的郎中袁盎向刘恒指出，对周勃过分谦恭使得“臣主失礼”。自那以后，上朝时刘恒的神色越来越“庄”，周勃的神色越来越“畏”。这时有人对周勃说：“你诛吕氏、立代王，威震天下；受重赏、处尊位，得宠已极。长此下去势必引祸及身。”周勃猛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请归相印”，刘恒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周勃当右丞相前后只有一个多月。辞相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因无合适人选，刘恒又让周勃当了丞相。复职后10个月，又以列侯归国的名义把他免了职。
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在家经常披带战甲，家人在接待客人时手里拿着兵器，像是要造反。刘恒就立即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自从罢职后，时刻担心被抓去杀头，因而家中有所戒备，并无造反之意。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提着刘恒的帽带子说：“绛侯怀揣皇帝宝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实据，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邑。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帝王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三、与民休息堪称楷模
汉文帝刘恒所以能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根本就在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国策。刘恒自公元前180年末开始，至前157年，当了23年皇帝。在这23年中，他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匹，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诸如：
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有的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佗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文帝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周秦以来，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刘恒亦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汉文帝十三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减刑节用。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前朝留下什么，他就用什么，不挑不拣，一仍其旧。他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伤民财、劳民力，也就作罢了。他曾想在骊山建一座供宴游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一下，需要“百金”，便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吾享用先帝的宫室，常常觉得过分，还建这样一座台干什么！”于是作罢。他常穿的是粗糙的黑色绸料衣；他宠幸慎夫人，但不让她穿拖到地面的长衣，帷帐不准用带有绣花的贵重丝织品，以免带起奢侈浮华的风气。
汉文帝时，刑罚大省。文帝曾与臣下两次讨论刑罚问题。汉文帝二年讨论废除收孥连坐法。文帝说：“我听说，法律公正，人民就会诚实；判罪恰当，人民就会服从。而且，管理人民，引导人民走正道不犯法的，是官吏。要是既不能引导人民走正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治罪，这种法反而要祸害人民，造成残暴行为，我看不出它的方便。应该再作考虑。”于是陈平、周勃宣布废除有关收孥连坐的一切法律条文，使有罪的按法律治罪，不收捕为官府奴婢，没有罪的不受牵连。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讨论废除肉刑。针对当时肉刑过滥的现实，文帝给御史大夫下令“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到使罪人各按罪行轻重受到相应的刑罚，不逃亡，满了刑期，就解除刑罚当平民。制订出个法令来。”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有些想不通，但没有表示相反意见，根据这个诏令制订了一个取代肉刑的法令，经文帝批准于当年颁布。
关于臣下、庶民与皇帝的关系，过去的习惯总是错在下、功在上。即使皇上不好也不能说，否则就犯了“诽谤妖言罪”；如果碰上大的祸患，祭祀时就说皇上是英明的，都是臣下不好，这叫“秘祝”；老百姓诅天骂地，因天与天子、皇上连带，所以也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统统废除了这些罪状，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诏书中说：“古时治天下，朝廷设立进善旌、诽谤木，以此寻求好的治国方法，招徕进谏的人。现在法律中规定了诽谤妖言罪，这会使群臣不敢讲真话，使君主没法知道自己的过失，将用什么办法把远方的贤良之士招来呢？要废除掉。”“祸是由怨恨导致的，福是由做好事得来的。百官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引导好。现在秘祝官把过错推到臣下身上，这更使我的德行不好，我很不赞成。不准再搞秘祝。”
文帝刘恒为政清明，还表现在从谏如流。在诤谏面前他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及时纠正。有一次刘恒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父亲时住代郡，而他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时赵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他问冯唐知否李齐其人；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刘恒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唉呀！我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很生气，过了好大一会，又问冯唐：“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说：“廉颇、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当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6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李牧，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职务，并任命冯为车骑都尉。
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文帝任命他为廷尉（负责刑法的最高官）。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张释之查清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皇帝的车马，撒腿逃跑，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汉文帝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灞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