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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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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战的场合中再度出现了。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这些惊人的、不祥的新恶耗并未引起其态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因为这时法国的消沉失望已转变为瘫痪了。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日子里，一位巴黎的教授对本文的作者说：“在法国这儿，我们只是等待着突然打击的来临。”由于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法国政府表现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预示将要采取行动的言辞和姿态，就能达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采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形式上再次表态要采取行动，可是事实上并未29下决心要真的采取行动，如果事态表明别无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进军的话。他们甚至从未认真地同那些东欧同盟国家进行密切联系，这些盟国曾被他们视作他们的生命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想取得英美保证的期望终于落了空。对于法国在困难中被讲英语的两个大国抛弃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努力另找其他盟国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当1921年2月19日法国、波兰缔结军事协定时，尤其感到震惊。在一个号称公开外交的时代里，法波军事协定条款的隐秘性质在自以为公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灵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测。然而，根据法国驻华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代克之后两个月，1921年的法波军事协定由于缺少军事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谈，仍未获得履行，因为不举行上述会谈，这种协定只不过是一次学术性的演习，它在政治上是颇易引起争议的。在慕尼黑危机到1939年3月15日之间，法国驻华沙大使莱昂·诺埃尔告诉我们，他曾催促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批准进行一次谈判来设法减少法国现在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目的在于至少要缩小下述两者之间可以预见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国承诺必须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后关头到来时它大概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但是达拉第政府——缔结慕尼黑协定的政府——定期待要在最近的将来增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他们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他们的真实意图的”。诺埃尔关于法波关系的叙述，暴露了他对达拉第政府（特别是对博内）怀有很大的偏见，而他的一些指责如说双方参谋部之间没有接触，法国政府没有打算把它对波兰的承诺限制在法国能够履行的义务之内等等，看来都是言过其实；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政策肯定并未失之于过分坦率，在诺埃尔的下列叙述中可能包含着真相，他说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会晤上，博内对他讲了许多话，说根据他对条约原文的理解，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现行安排中“有着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国能够在不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免受战争的危险。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内的亲笔函中也有一则声明：1938年12月6日我们在巴黎的讨论中，特别同意了下述一点：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将来发展良好的德法关系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在这个时机，我曾明确地提到东欧是德国的利益范围，而您……此时也强调你方的观点，说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法国对东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方面作出这种声明并不是头一遭。基于同样的理由，里宾特洛甫因博内于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国民议会重申法国对波兰和苏联所承担的义务，就亲自向诺埃尔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提出抗议；魏茨泽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样的辩解责难库隆德勒，当时这位法国大使因德国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将法国政府17日的抗议照会递交给他。博内在给库隆德勒关于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极力否定德国的辩解，他于7月21日致书里宾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两次重复声明：他于1938年12月6日当着目击者之面曾告诉里宾特洛甫说，现行的法波协定和法俄协定始终不受新的法德协定的影响；关于722号中指出的日期则是7月25日。曾发生过什么和未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叙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他主持法国外交部的记述中更详尽地作了重复说明——并且明确声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晤有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在座，而且是他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仅有的一次会谈。就博内所作断言本身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而言，诺埃尔在记述和讨论这一争论时并未提出争议；然而他却声称——这与博内自己后来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声明恰恰31相反——在博内和里宾特洛甫之间尚有另一次会谈，当时无目击者在场，也无纪录可寻。他又暗示说，不管博内可能说过些什么或可能没有说过些什么，德国人也许已经真正地从博内的一般表情中获得了一种印象：单就法国一国而言，德国人现在事实上已可在东方自由行动了。诺埃尔的暗示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象博内本人那样并非超然的观察家的论述给以任何重视的话——博内可能打算使法波条约以及1921年的军事协定单方面起作用，仅对法国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兰是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博内可能自以为他能找到一个律师的托词，宣称对于法国而言并未发生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反之，假定法国注定要成为德国下一次打击的对象，他可能希望由于波兰民旅具有的那种冲动的、浪漫的、侠义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将会驱使波兰参战，而不给贝克以机会来对法国施展象博内本人可能存必要玩弄波兰的那种诡计。法国的确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终是机会主义的；这一政策的机动灵活性是它的长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复无常地改变态度一贯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这表现在他于1934年1月26日和波兰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现在他同苏联行将进行的交易上——这种政策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国家里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难以捉摸了，或者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难行得通。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运用策略的自由看来几乎是无限制的。就象法国大使库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报告的，德国宣传部一位官员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国人说过：“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敞开着的人门，有这么多可能办到的事，以致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道路，采取哪一个方向”。法国是否将被德国选作下一次侵略的对象？只要希特勒的行动是受他的情绪所支配（他的行动部分是这样的），法国可能在本来是十分令人祖丧的考虑中得到安慰，因为希特勒对法国的敌意已从《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最高点显而易见地下降了，这是由于法国已经被考验过，并被发现它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谩骂的作者去逐步实现其作为德国独裁者的野心。但是这种考虑并不能消除法国所畏惧的危险；因为32冷静的战略分析可能仍会劝告希特勒，先把法国打翻在地，然后离开西方，象另一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驰骋于东方的辽阔地区，以追求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幻景。诚然，希特勒进攻法国，很可能导致他也同英国作战，然而毫无疑问，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样，他藐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有效作战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国丧失了战斗力的话。他认为如果他终于要东进，那么击溃法国就会有效地解除他承认他所最害怕的那个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希特勒确实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发生战争，那么法国仍可希望从法波联盟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现存的法波协定，法国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够稳住波兰，使它在德国攻击法国的情况下袭击德国的东面边界，那么希特勒厌恶同时在两线作战这一点，难道不也许可以阻止他在此刻进攻法国吗？如果法国政府在此阶段真的指望把波兰的军事力量作为它在拚命寻求安全时的一份资产，那么它的疏于核查波兰军备的真实情况就益发令人吃惊了。据博内说，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缔结协定之后和战争爆发前夕，国防军参谋长甘未林将军就已告知法国政府，说波兰在德国的攻击下能够坚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说，除非获得俄国的支援，波兰进行长期抵抗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没有说过和想过些什么，法国政府肯定能够在任何时候从其军事顾问方面得出关于波兰军事弱点的准确判断。博内没有能够从其军事顾问处认识到（而希特勒则能够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处认识到），1939年的波兰是经不住和德国作战的，正象一个以猎枪武装起来的运动员不可能同经过训练的虎式坦克手作战一样，单就这一点来说，博内也未必能比张伯伦得到更多的宽恕。对于意大利军事实力的估计，法国和英国政府也是33完全离了谱，而希特勒则照样有着准确的情报。法国严肃地对待1938年11月30日意大利议会中大事张扬的意大利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认为这是意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先兆；如果意大利战斗部队的军事素质确实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获得的对法战略优势，那么法国对于意大利的占上风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内战中曾帮助轴心国的国家主义门徒们取得胜利的意大利军队，仍然没有撤离西班牙，因为他们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谅解条款；1939年4月又出现了谣传——虽未证实，但却扰乱了法国人心——说意大利军队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在增援。只要意大利在西班牙本上，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它自己的领域撒丁、西西里和活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国本上和西北非的法国兵源之间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在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的同时，意大利也可能一面从的黎波里塔里亚向突尼斯进攻，另一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国本上进攻，法国是害怕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国对于意大利军队的骁勇和激昂所发生的错觉，是意大利的盟邦德国或者意大利人自己所从来不曾有过的（除了墨索里尼这个唯一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国对于想象中的意大利入侵危险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后法国人心理状态中非常有利于德国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辩论时的心理背景，而这场辩论是法国对德国在三大之前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击。辩论的基调是：回顾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时个人之间相互进行指责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顾一切，际此严重时刻，那些显要的法国政客还只是沉溺于彼此进行诋毁；达拉第在要求获得无限权力时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此外还有左派的乘虚而入（这个左派包括已陷于分裂的社会党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达拉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在于利用国际危机这个机会，来为他在国内强制实行极权主义的政体铺平道路。达拉第直截了当地拒绝提出下列保证：如果他所要求的权力获得批准，他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使议34会休会，或者去解散共产党，或者去停止实施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制度。而社会党则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要求，以顾全表面上的团结，在这次投票中社会党的右翼违反他们的个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法案也肯定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最后，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权力要求——按照规定的期限，这一权力延续到1939年11月30日——赞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对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参议院也照样行事，但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距则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后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据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于3月20日公布于世。法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所作的姿态和所用的语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志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确的东西；但是法国的真实状况在下述两个场合中才格外如实地表现出来：一是国民议会于3月18日进行重大辩论时所发生的很不严肃的喧嚣，各对立党派相互敌视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无遗；二是国民议会后来于3月20日通过的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议案，这暴露了认为空言是有效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信念。在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剧的欧洲危机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协定为结局的前一危机中，法国表现了色厉内在的迹象，因为它把两个西欧大国对德国新挑战作出迅速回击的领导责任让给了英国。第三节英国的反应 （一）英国接受希特勒的挑战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动佐英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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