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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也有样学样，开始以通电互战。骂人嘛，有什么难的。文豪不好找，文士还不好逮么？于是直、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打了一个乱七八糟，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有人描述是战“文电四出，无非暴人之短，扬己之长，且互揭阴私，和盘托出，光怪陆离，大有可观”。
可是吴佩孚玩通电总能花样翻新，这却是别人学不来的。他有一通驱梁士诒的通电，逼他从内阁总理的位置滚下来，学的是韩愈的《祭鳄鱼，“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十分有趣，极贴切。一经刊出，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甚至国会议员都偷偷拿着报纸窃笑，梁士诒被这封通电弄得尴尬无比，国会也不好意思去了，干脆请假出京。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这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这一下子可捅了奉系的马蜂窝。主忧臣辱，大帅被骂，手下岂能安坐？张景惠、阚朝玺、汲金纯、吴俊升几员奉系大将纷纷各自发表通电，要么直截了当骂吴佩孚是“祸国罪魁、殃民戎首”；要么造谣说吴勒索敲诈地方，霸占兵工厂、还骗西南军阀的钱，一贯是个坏人；更夸张的还说吴佩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绿气炮”（注2），宣称要杀尽东三省军民云云，总之一时间各色脏水齐刷刷地朝吴佩孚泼来。
注2：绿气炮其实就是指毒气炮，又叫列低炮，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4英寸口径毒气武器。炮弹内装有高浓度氯气，一放则满天绿烟弥漫，所以又叫绿气炮。八国联军登陆时，英国人特意从南非运来两门列低炮，打天津的时候用过，威力奇大。
这些东北大老粗打起仗来，或许能与吴佩孚走上几个回合，玩起通电，他们可差得远了。几番通电下来，奉系非但没赢得舆论同情，反被讪笑不通文墨、空洞无物。有好事者甚至把这些通电誊出来，贴到大街上供路人评论。文学评论是个主观的东西，讲究印象分，吴佩孚那时候早就是大英雄，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名将气度，从奉系将领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妄作大言。比如吴佩孚通电说“爰整义师，歼阙渠魁”，引来一片叫好声；阚朝玺通电里说“观兵武汉，洗甲长江，又岂仅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已哉？”却被嘲笑是昏话——其实单论文采，阚这两句可比吴还好些呢。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曹锟在保定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亲自写了封电报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秘书一看，这全是大白话，就问曹锟要不咱们给改成文言文吧，曹锟大手一挥：“甭改了，就照这个法。”吴佩孚接到电报，大为放心，遂安心指挥作战。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吴佩孚在张宗昌这里，只是挨了一小骂。这么一位通电圣手，还曾经被人大骂过，骂的十分刻毒凄惨，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骂他的人，就是自称“铁肩辣手”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
邵飘萍是民国报界的第一号铁骨头，也是民国报界第一号名记者。他于1918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专门针砭实事，揭发官僚和军阀的弊端，因此极得读者喜欢，代派处很快遍及全国。说句题外话，90多年以后，北京有一份一块钱能买几十版的新报纸也起了同样的名字，在发行前期大作宣传，后来大概是有熟悉前朝历史的人琢磨出这名字容易引起联想，就在前面加了个新字。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史无明载。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新仇旧恨混在一起，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一代铁骨报人，就此死难。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的遭遇，仿佛真的应了邵飘萍的那句谶言。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必此人无疑。这种评价，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陈宦听说以后，怀恨在心，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对亲信露出想当皇帝的想法。段祺瑞和冯国璋一直持反对态度，只有陈宦见风使舵，说大总统如果不当皇帝，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袁世凯大喜过望，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袁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而且这一次出卖得又狠又辣，一封通电就直接要了他的命。
这就要从袁世凯称帝说起。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之后，举国大哗，无不愕然。一时间舆论滔滔，反对帝制之声四起，别说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一贯看袁世凯不顺眼的敌人，就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