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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这一连串手段细致缜密，滴水不漏，堪称大师。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的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是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取得、】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因此这份战果，李鸿章在向清廷为其请奖的折片中，特意盛赞了盛宣怀主持中国电报局的业绩：“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系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总理其事，该道首赞成议，会商各省地方官次第筹办，事属创始，而规划精审，调度悉合机宜，用能妥速告成，远近无忧。复以经费有常，劝集华商巨款，将各省正线改归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实能裨益大局。各国觊觎已久，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末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挠阻，该道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方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末可泯。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马可尼在1985年进行无线电报通讯试验，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转年8月9日，由黄遵宪、梁启超等著名革新派人物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上，就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无线电报》。这条消息用的笔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趣的很，兹转录如下：“意大利人马考尼，年少而好学，尤精于传电，新得其悟，其传也无事于线，不用电磁石，但用摩擦而生之电，凭空发递，激而成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万次，所谓汉忒象浪是也。其发也性直，返射之角度，与透物之斜度，与光无异致。近挟其术抵伦敦，……表演无线电收发”，“发报与接报处，并无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电报与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