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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
法促你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急急地将他的材料证据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了！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的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
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迅速的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后，我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的问题不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与非无产
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去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分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饼，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康生的讲演，又是诱骗，又是高压，一会儿象个狼外婆，慈善得很；一会儿象只老虎；口沫四溅，凶得要命。把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弄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串串的煽动家的辞藻，充满了数不清的阴谋家的废话！
在这个报告之后，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多如牛毛，没有任何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康生所说的第五纵队已经打人了整个延安和边区。康生说得有名有姓，活人坦白，材料具体；讲的活灵活现，听的不知底细，真是草木皆兵，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之危机，人心之不安，使人感到严重的恐怖气氛。
所谓“坦白”。就是突然袭击，强逼着你说假话，承认自己是特务，承认到延安搞破坏。所谓“规劝”，就是逼供，诱供，指供，软的硬的一切手段都用上，把原来设想的意图，让抢救对象自己说出来。大会、小会、个别谈、小组帮，都是为了“挖掘”特务，挖得越多，成绩越大。所谓“坦白大会”和“控诉大会”，就是康生搞的“典型引路”，用逼供信的办法，让挖出来的假特务登台报告和控诉，用来推广这种经验。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政治上靠不住的，是各种各样的特务和坏人！在他的领导下，按这个指标去抢救“失
足者“！有的单位除少数人以外，几乎都成了被抢救的对象，甚至把大部分人打成了”特务“。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竟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是国民党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时间，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就是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了十多个”特务“。以挖特务多少来证实康生的成绩和情报的”正确“。
这些“特务”是怎样挖出来的呢？
康生从三十年代起，就和王明一起在干部队伍里专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借审干肃反，把同志诬陷为敌人，是他们的专长，颇有经验。他干这种行当，象蒋介石一样，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里通过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公开点名的几个“特务”看看康生的“杰作”吧！
许遇之同志自己说：“我一被关起来，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你的问题，康生早就知道，你是大特务，是汉奸，不承认是不行的‘。……“逼得受不住了，就承认了特务，按照康生的要求编自己的历史。最后，党给许平了反！
杜征远同志揭发：“一九四三年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
当时我是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被调回延安中组部。调回不到一个月，就把我关进一个窑洞里，说我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威逼说，河南省委都有问题，就是你是好人？河南省委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能没有问题吗？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党、是红皮萝卜，是国民党搞下的党。你家属是由敌占区来的，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么？“
肖煌（黄达生）同志揭发：“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正在开展工作之际，突然派来武装人员，把我押回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进行‘抢救’，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经过几次批斗，我逐渐明确押我的理由；（1）因为我的生母是日本人。（2）我是从后方来的，关系复杂。（3）我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接触面广的目的何在？（4）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后来查清系会计记错了帐）。
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证据。转入小会对我进行围攻，软硬兼施，逼供、诱供，并以短款三千元要杀头来威胁。“
彭尔宁同志说：“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院。……运动开始，自愿的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家史、个人的一切交给党……就在此学习正浓，联系自己的阶段，就组织了一些人……将一些想不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如问：”你同你的父亲是什么关系？‘’一二九运
动中，别的同学都被捕，你为啥不被捕？‘’你大学毕业了，为啥还上学？‘如果答以真情，还须再问，直追到符合他们的目的为止。这样以逼供为手段审讯得你莫明其妙！“
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康生的“创造”。党中央一再指出，不要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而康生却公然说，要用一切办法弄到口供，“咱们逼供而不信”。当任粥时同志批评说：“不信，为何要逼供？”康生则向工作人员布置：“不管他，编假口供，也是犯人的心里有话想说，想说就让他说吧！”
在诱逼之下，得到了一些编造的口供之后，康生对干部说：“犯人供出这么多的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继续追查呢？”有的干部问康生：“交代好的，是否可以宽大释放？”经他一解释，完全变成了骗人的手段。他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代不清楚，交不了卷吗？”他还教给别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他永远答不完！”
采取这么一套办法的结果怎样呢？
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成风，追比例，达指标成风。一人被逼，顶不住，受不了，便相继株连。特别是康生让每人怀着敌情观念残酷斗争，又怀着菩萨心肠进行抢救，说真话按敌人对待，说假话，笑脸相迎。于是说假话、假坦自成了光荣。绥德师范的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男学生叫马逢臣，手提一包石头，在“坦白大会”上交代：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坦白大会上说：她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腐蚀拉拢党员、干部。康生非常得意，他认为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等。1劝不成，就完不成任务！有的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被逼疯者有之，被迫上吊、投井、跳河者有之。所谓“顽抗”而长期被关押者更多！“特务”如麻，草木皆兵。
没有一个机关纯洁，没有一片土地干净！象牛魔王祭起的妖风，一下子刮来了数不清的大批“特务”！康生庆幸着自己胜利的丰硕成果，而受害者的苦难和领导者的麻烦，都作为遗留问题摆在广大干部面前。
混乱和不安，捕人和自杀！跟延安的革命气氛极不相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广大干部都不能不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疑问。党中央对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正当康生兴致勃勃地推广他的“抢救经验”时，任提时同志了解了逼供信的严重问题，并听取了“坦白”者和关押者的意见，1 见康生1944年3 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一文。
及时地向毛泽东同志反映，提出制止事态的恶性发展。当周恩来同志听到关于所谓“红旗党”的反映时，郑重地说：“怎么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康生：“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
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
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康生的一套“左”
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因为有了中央的决定而得到完全制止。康生却利用了决定中提出的，“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等提法，而把审干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就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报道这个大会的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显然这是违背中央决定精神的。可是，康生却将绥德大会的方针、方法全面肯定，并指令将这一材料印发各个中央局，以推广绥德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批转这份材料时说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成了以后肃反工作的重要方针。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的贯彻，才制止了康生在审干肃反工作中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抢救运动”持续数月。扭转这一阶段错误的甄别工作，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的。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精神进行甄别，结果证明，按照康生部署的一套做法，所挖出的特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搞错的，是冤、假、错案，这些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抢救运动”时，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的“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抢救或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区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在甄别平反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向受了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说他是发号施令的。可是，主持抢救运动的康生，始终未作半句自我批评。
一九四四年底，甄别平反工作基本结束，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个被关押在延安保安处的犯人。这些犯人就是康生坚持的“钦定”的内奸、特务。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了延安，这一百多个犯人随着撤离到黄河边时，经康生批准，秘密杀害了。这就是康生对“一个不杀”的具体态度。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抢救运动”犯了过火斗争的“左”的错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翻案，仍然认为他搞的逼供信是正确的，并把他的经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