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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1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要讲晋绥土改工作之所以获得成功，从领导上来说即反了右又反了”左“。康生在反右反”左“中，反右有份，反”左“没有份。因为后期反”左“时他早已离开了晋绥边区。就前期反右来说，确有康生的份儿。然而反右有两种：一种反右是为了发动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土改工作。这可说是以正反右。也有另外一种反右，则是打着搞土改的幌子，干着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蠢事，推行其”左“的路线。这是以”左“反右。康生的反右就属于后者。不可否认，康生的土改试点，对于一九四七年这次大规模的土改运动来说，确实起了带头作用，但他究竟带了什么头，那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毛泽东所批判的种种”左“的表现，几乎没有一项不是康生所造下的罪孽。
第三，渤海土改复查。
康生是一九四七年底由中央派遣到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的。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同半年多以前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是显然不同了。这次在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不仅有了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搞土改的经验教训可借鉴，而且有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新精神为指针。因此，如果说前次搞土改试点，犯”左“
的错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次去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再犯“左”的错误就没有任何理由了。事实怎样呢？康生却照样推行“左”的一套。
康生到了渤海地区，惜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为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复查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将山西的一套搬到了山东。甚至连当时中共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也被当作“石头”给搬掉了。康生还讽刺景晓村同志说：“你二十几岁就当区党委书记，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还晓村呢，你连自己都不晓得！”对于不执行他的“指示”的赵寄周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扣押起来，扬言要枪毙他，在于部中造成恐怖气氛。
康生不仅打一批人，同时也拉一批人。凡是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唯康1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2—1253 页。
命是从者，都成了康生培植的对象，依靠的力量。刘格平、王效禹、王力、关锋等人，就是在这时受到康生的赏识，而后来又都被推荐在“文化大革命”中掌了大权，有的成了打砸抢的首脑，有的成为制造内乱的头子！
康生不只着眼于渤海地区，而且还插手于整个山东省。山东革命根据地是罗荣桓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开创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共产党员。各级组织，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政策，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使根据地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可是，康生硬说山东的共产党组织保护地主，实行富农路线，是地主富农党，并把当时山东党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华东局副书记）
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他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其撤职调走。随后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予以排挤和打击，并趁机在山东党的各级组织中，搞了一次领导成员大换班，为其在山东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了组织准备。
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康生则违背党中央关于“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提出了所谓“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并对土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极左办法，结果，将晋绥地区的恐怖状态，引进到渤海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加恐怖的恶劣影响。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进行民主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挖掉蒋介石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康生的种种活动，以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打击目标，以极左的办法制造农村恐怖气氛，弄得革命队伍互相猜忌，离心离德，使革命力量不是壮大而是缩小，在根据地内部制造了各种混乱，当然不会得到巩固和发展。他的一套做法，需要党的组织花很大力气去纠正，需要增补党的政策以防止其他地区效法康生！这就是康生在土改中留下的使人难以忘记的深刻教训。
第十三章 养“病”之谜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革命处在一个新的转变关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解放，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堵截追歼逃窜敌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于全世界，一个人民的新中国即将矗立在东方。作为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员，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又有多少繁重而紧迫的工作在等待着共产党员去承担呵！特别是身负重任的领导干部，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地奔波着。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突然“病”倒了！
康生的“病”，来的迅速，生的离奇。两个多月前，康生还在兴致勃勃地前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怎么会议刚刚结束，一回到山东，“病”就发了呢！这不是使目睹者难以理解吗？康生“病”发之后，既能绘画，又能写字，特别能和小姨子通奸而和老婆纠缠不休。可是每当熟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就“不省人事”、“不会说话”、“不认人”。这不是贵人怪病吗！不管怎么说，他总算对外宣告说他有“病”了，因而，从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长的一次养“病”。
他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在青岛荣成路四号别墅养了一年。接着，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至七月中旬，去杭州养了两个多月。最后，又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医院养了五年。这样，前后共养六年多，直至彻底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了，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放过的时机，方才宣告“病”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康生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养“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养“病”之谜。康生是不是真的病了？他究竟患了什么病？说来也怪，康生的病是同他的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以及争夺的对手，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病”。这一次的“病”，完全是由于他在同饶漱石夺取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所致。
事因还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初。当时，康生结束了山东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被调任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做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副手。康生岂能容忍？在他看来，排位名次，“七大”早定，权力分配不得越位！康、饶两人虽是上海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入党，但因两人都是权欲熏心、野心很大的人物，所以，两人自调到一起，就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而按他们固有的剥削阶级的政客习气，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
夺。康生自认为他比饶漱石资格老。当康生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第三国际执委时，饶漱石还在康生领导之下，在巴黎办《救国时报》。另外，康生早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时，就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苏联回到延安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饶漱石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康生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论资排辈，让康生充当饶漱石的副手，按康生的逻辑，大谬不然，满肚子不服气。因而，一心想把饶漱石排挤走，以便取而代之。而饶漱石呢，他也是一个有权不让，见权就争的人。他为了保住自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位，特提议将原鲁中、鲁南、滨海、泰西等地区合并为鲁中南大区（相当于山东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让康生去任这一大区第一书记。
这一提议既符合当时大军南下的需要，又经过了党中央的批准。饶漱石这个提议的目的，就是想以满足康生的权势欲望的办法，把康生拴在山东，以便将来华东局随大军南下迁往上海时，使之不能一起前往。这实际上是想把康生赶出华东局。而康生呢，虽然想在山东老家做官，但是他从未放弃做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想法。因此，他一方面欣然应任鲁中南大区第一书记之职，另一方面又多方向中央暗示他可以离开山东去华东局任职。
不料，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与康生愿望完全相反的决定：华东局准备随军南下迁往上海，其第一书记仍由饶漱石担任；山东成立分局，留康生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这本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可是权欲膨胀的康生和饶漱石，都把这看作是他们长期争权的揭晓。
饶听了中央决定，认为自己终算保住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争权的胜利者。康听了中央的决定，则认为自己没有争上华东局第一书记，是这次较量的失败者。胜利者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失败者康生，却越想越觉得是降级使用，象吃了耗子药一样，心里总不是个味儿。心想，这是谁不信任我呢？是谁捣我的鬼呢？一定要抓住他，狠狠地斗，狠狠地整，叫他知道我康某的厉害！现在只当一个省的书记，而且是放在华东局之下，特别是放在饶漱石之下，怎能甘心情愿地吞下这口气呢！于是就闹情绪撂挑子了。
康生的“病”因，不仅仅在于同饶漱石争权失利，而且还在于由争权失利出发，进而怀疑到中央对他政治上不信任。关于这一点，现有饶漱石于一九五0 年七月二十二日拍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为证。电报说：“我借陈毅同志于六月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即赶往杭州看康的病。他反复向我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会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今日康生同志离沪赴京，我又在他处停了一小时。康生同志又一再要求我向主席说明，他决不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这
个电报，确实反映了康生的内心世界。他诚惶诚恐，深怕中央抓住了自己的丑史，特通过饶漱石向中央反映意见。
其实，康生的“病”源，他自己吐露过一点真情。一九五四年，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之后，康生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他的“病”根找到了。这句话，只说了“病”源之一，其他病源他早已通过饶漱石向中央谈过了！
在康生闹“病”期间，其精神状况是处于极度空虚、颓废之中。他完全脱掉了那套虚张声势的伪装，业已习惯的革命词句和革命口号，也全然不要了。真是原形毕露呵。这里不妨略举几件康生在养“病”期间所干的丑
事：
第一，生活糜烂，同其小姨子通奸。康生的小姨子名叫苏枚（又作苏眉、苏梅）。早年。康生在上海时，苏枚就为康生“住机关”。一九三三年七月，康生离沪赴苏时，苏枚也随着到了苏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苏返国时，康生又把苏枚带到了延安。一九四七年底，康生被派到山东搞土改，苏枚也随之前往。总之，康生走到哪里，也就把苏枚带到哪里。因此，早就有人怀疑他俩关系暧昧。只是慑于康生手中权力，他平时又装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样子，所以一直未被揭露。可是，一九五〇年五、六月间，康生带苏枚去杭州养“病”的这一次，由于精神需要寄托，地主少爷、风流公子的习性复发，男盗女娼公然放肆起来。这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难以忍受，于是姐妹二人争闹不已，家庭风波打个不可开交。苏枚觉得暗的不如明的，妹妹争不过姐姐，不甘于败阵，为了赌气，便跳楼自杀。结果，虽然没有造成人命呜呼，却弄得风雨满城！
第二，查选票，图报复。一九五〇年，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
此时，康生虽然闹情绪不工作，但他是中共山东分局的第一书记，当然要列入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康生入选，只是比起满票来少了十票。这本是正常之事，可康生疑心大起，怀疑山东分局的一些负责同志“捣了鬼”。
他竟然破坏法制，侵犯选民的权利，指令人查选票，看看究竟何人不选康生，以便进行报复。
第三，疑心过分，诬陷好人。康生长期以情报、反特专家自居。名曰提高警惕，实为疑神疑鬼，诬陷好人。如果说这是他的职业病，那就是说，他的职业是专门害人！对其秘书沙韬同志的诬陷就是其中一例。康生装病躺下之后，疑心之“病”日趋加重。他怀疑中央对他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