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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
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自日做梦！“
聂元样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祥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样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宇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
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祥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样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I“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人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祥等人
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样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
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第二十一章 “二月兵变”的真相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祥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
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
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合适，遂决定不住学校，而由南苑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交那新组建的团使用，不足部分可以搭些帐篷。
这本来是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并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就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却被称为“情报专家”的康生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吹肿夸大，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大胆假设，于是制造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燃起，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中广为传抄。本来就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平时就把猫说成虎，把精蜒当飞机，这下子，可找到“蛛丝马迹”了。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北京卫戍区曾去北大联系空房准备驻军之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会后，有的学生把会上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纳，把会上谈到的“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
贴了一张大字报。一处点火，处处冒烟，这张大字报很快被传抄了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知不知道在人大驻军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如获至宝，立即派他的联络员去北大、人大调查了解。他们不去卫戍区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听大字报起草者片面之言，就向康生写了一个书面汇报，说北大某人揭发的“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康生拿到这个“调查”报告，如同得到一枚重型炮弹，准备借机发难。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康生首先将这发炮弹抛出。会上，他突然质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答：没有看见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康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答：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即把他的联络员写的“调查”报告拿给郭影秋看，并指着报告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半个月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晚，他率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去参加北师大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康生宣布：“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