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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而完全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下命令。康生究竟怎样随心所欲地害人？下面不妨举几个典型事例。
一、“可能”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
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1 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根据可能。康生怀着另外的心肠，有自己另外的逻辑。吴晗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就因被康生诬陷为”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了。但康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而在”文革“前夕又诬陷说：”上海有过一个叛徒，叫吴小圃，这个吴小圃可能就是吴晗的笔名“。其目的很明显，康生是想以这种”可能“为依据把吴晗同志打成”叛徒“。当时，彭真、刘仁同志还在主持工作，他们用确凿的调查材料驳斥了康生的这一诬陷，指出：”吴晗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吴小圃与吴晗毫无关系“。可是康生硬是不顾事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仍然重复吴晗”可能“是”叛徒“的诬陷，并下令将其逮捕，日夜”突击审讯“。但是，经过一段逼供，还是找不到半点证据。于是，康生就说：”吴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如果说，先诬吴是”叛徒“是以”可能“为依据，那么在此诬吴为”特务“，则是连”可能“的依据也没有了。在他看来，他说吴晗是”特务“，吴晗就应当是”特务“，根本用不着拿什么证据。吴晗同志就是这样遭受诬陷而惨死在狱中的。
二、“由此及彼”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根据这个“由此及彼”的推论，贺龙同志就被诬陷为企图搞“二月兵变”
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了。这种极其荒谬的推理，居然闹得满城风雨。
为此株连极其广泛，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为“要案”审查，把贺龙同志残酷迫害致死。这就是康生为了满足林彪的心愿杜撰的奇特逻辑。
三、“想象”论。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正当“造反派”到处“揪叛徒”
之时，康生的妻妹，也是他的长期姘头，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特别是经医院解剖检验，确定为服安眠药自杀。可康、曹二人硬说“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强令调查组“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性”。
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竞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1 《列宁选集》第3 卷第27页。
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
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人相继被揪了出来。康生为了把自己同王、关等人摘开，竟然采用赖帐的卑劣手法，诬说李广文去宣传组是背着他去的，事先他根本不知道。
并且当面责骂李广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搞得了宣传工作？此话一出，立即哗然。不少人私下议论：中央党校指挥部的一个领导人不通过主管党校的康生能随便跑到“中央文革宣传组”去工作吗？既然知道李广文不适宜搞宣传工作又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既然李广文是背着康生去“中央文革”的，那为什么在“中央文革”共同工作了大半年之后才将其撵走？……事情真是过于离奇了。出现这种离奇现象不是别的，完全是由于康生赖帐造成的。康生就是通过这种赖帐的卑劣行径来嫁祸于人的。李广文对此十分愤慨，于十月八日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康生“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康生及其亲信就已经坐立不安了。在中央党校立刻哄嚷起来，大部分群众争看大字报，少数人则怒骂、撕扯、覆盖这张大字报。同时，李广文也被武士们掀斗了。跟着就是“中央文革”的命令，说李广文是“现行反革命”，宣布当场逮捕。
杨献珍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康生当作打倒对象整过多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然又把杨献珍同志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一步进行陷害。杨献珍同志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分子”的呢？说来是出丑剧。原来是杨献珍同志曾于建国之初参加过一次曹轶欧宴请苏籍华人曾秀夫的活动。这是曹轶欧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强拉杨献珍同志去陪客的。宴会后，曹又亲自陪同曾秀夫去见康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却被康生用作诬陷杨献珍同志的证据。在他看来，同苏联人接触，宴请苏联人吃饭，
就是铁定无疑的“里通外国分子”。至于自己的老婆，则是负有“特殊使命”
的钓鱼！其实，曾秀夫是康生的朋友和客人，杨献珍根本不认识此人。一定要说这是“里通外国”的罪证，那么，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夫妇！
谁能料到，十几年前的一次宴会的陪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相反，那次宴会的主人却成了揭发者！无怪杨献珍同志气愤地说：“我要是特务的话，那么康生就是我加入特务的介绍人！”
康生就是经常利用这种栽赃的手法陷害同志的。
五、“相面”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由于康生的这种特殊感觉，就“一见定案”了，这样就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平反。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康生接见河南各派群众代表时，又信口开河地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经过康生这一“相面”，文敏生同志也被关进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也是被康生单凭“相面”而加以迫害的一个典型。为了具体说明康生究竟怎样发挥他的“相面”艺术的，我们
不妨把康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对
赵健民同志所作的一次谈话抄录如下：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一九三六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
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
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以上就是康生害人的部分表演。康生害人，或凭“可能”，或凭“推论”，或凭“想象”，或凭栽赃，或凭“相面”，如此等等，可就是不凭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生当做防奸专家，他也常常以此自居。其实，他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集历史奸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康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纪录。当然，说康生随心所欲地害人，并不是说他不加区分地害一切人。事实上，他在害什么人的问题上，界限向来是一清二楚的。
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
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沈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