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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1 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5年5 月提出，同年6 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 年5 月作的，1962 年付印的。57 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 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