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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飞行，这点时间、这点距离，除非前面的大部队“停”在空中等待，否则，想要“追赶”上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按理说，情况发展到这儿，6237号理应飞返基地才对，而此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机长理查德·维严卡里竟然决定，改飞南京——单机轰炸那个汪伪政权统治下的“首都”。
夏普自告奋勇飞印度，机长带领邓重煌两人改道去密之那，如今是落了单的理查德·维严卡里又要“直飞”南京，也许只有从不中规中矩的美国佬能干得出来。
第二十二章 中美“大对撞”（3）
一个人决定不算，美国人又把“民主”弄到了天上，逐一征求意见后，十名机组成员一致同意——轰炸南京！
1944年11月11日的南京和往日差别无二，街头是匆匆赶路的行人，日军和伪军的巡逻兵神色凝重地在大街小巷“巡游”。
突然，警报声凄厉地嘶叫起
一架巨大的盟军飞机不知从哪个方向钻了出来，对着长江边上的有卫兵把守的仓库开始投弹，地面高射炮弹“砰砰”地在它身边炸开了花
投弹完毕，B…29大摇大摆地走了。
地面上，人们在悄悄耳语：“估计这日本人快不行了，完蛋了。”“是啊，你没看吗，人家都敢用一架飞机来炸，他们肯定是兔子尾巴”
看不惯（一）曾成功炸断黄河铁桥的原中美混合团B…25飞行员杨训伟老人说，那些美国人，个性太张扬，爱说，一点正形没有，不打仗的时候就去酒吧勾中国女孩子，再不就打牌、喝酒很多时候咱们看不惯。不过话又说回来，打仗还是蛮勇敢的。有一次，午休，我们都在睡觉，他们没睡，好像在打牌，正在这时，空袭警报来了等我们起来后，两架飞机已经起飞了，是他们的。我在地面看得真切，其中一架，那老兄可能是太急了，连上衣都没穿，是光着膀子坐在机舱里。那次日本人是偷袭，只来了四架，一会儿就干掉两架，剩下两架跑了。他们回来，那高兴啊，光着膀子那个，不落地，在跑道被上空打着滚那么来回飞。
看他们烦，有时又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虽然都在混合团，我们的装备一直就不如他们，他们随身带的自卫枪才好呐，还有子弹什么的，军人，就对这个有兴趣。
于是我们就偷偷到他们的仓库去要，站岗的也是他们的人，见我们要东西，婉言拒绝。
我们正垂头丧气地要回去，又被他叫住，那老兄左右看看，说，我不想看到你们难过，真对不起，我的任务是守卫，不能失职，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站岗时去卫生间的时间每次我要用五分钟哪里还用五分钟啊，一分钟就够了。没几天，我们都用上了最好的自卫枪。
说到美国战友，厄瓜多尔“厄中商会”总会长许华昆老人也说，显摆、好表现是他们的特性。老人原是中美混合团五大队P…40飞行员，五大队抗战时期驻湖南芷江。
老人说，当时日机经常利用夜间来骚扰，混合团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黑咕隆咚的，上去了什么都看不到，日本人折腾一顿后，走了。没办法了，现调来了带有最新式雷达的P…38（绰号：黑寡妇。笔者），上去“咚咚”几下，揍下来了。那老兄高兴得，就在机场上边打滚，司令喊都喊不下来。
原中美混合团三大队队长徐华江由于职务的关系，每次出任务之前和回来都要和美方人员打交道，老人说，在地面，因为任务，我们吵得凶。什么，争任务？不是，送命的事，谁都不愿意去。我们不是抢着要任务，而是都觉得己方的计划牺牲性最小，直说就是安全，有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基本上是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也就怎么说，有时说话确实让人受不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一点都不计较。我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英语又不好，不爱说话，我那个大队长特瑞就问我是不是对他有意见。见我总也不爱说话，他心里难受特瑞后来牺牲了，全队都哭哇。他人才好呐！他们给我的印象，就像电影中的007，一个个，都那么帅。
胡致仁老人讲得有意思。
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后，从辅仁大学出来的胡致仁给美军当翻译，和美国大兵白天一起工作、吃饭，晚上在一个帐篷中侃大山，让他不知不觉地染上了满口美国粗话和俚语，这样混了几年，等到抗战胜利后，胡致仁继续回辅仁大学深造，无意中随口溜出的粗话、俚语让美国外教都目瞪口呆。
英语口语考试，肯定是外教对胡致仁的“德行”确实看不下去了，那位美国教授正告道：“You have to wash up your dirty English。（你得清除一下你英语里的脏话。）”
想都没想，胡致仁脱口而出：“Dame right I will！（你他妈说对了，我一定照办）。”
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
美国教授瞪圆两目，双手一摊，直视胡致仁：“Hopeless（没希望了）！”
自知“多嘴”的胡致仁逃也似的奔出教室：“完了，不会及格，最多也就是59分。”
下午公布成绩，胡致仁英语口语——95分。
不管是多么“正负”性的评介，老人们说的话没错，即便是用今天的目光审视，除了打仗不说，只说他们在地面的样子，也是，他们是官没有“官样”、不背手、不摸小战士的头，说声小鬼也不整日在下级面前绷着脸，也不摆个谱，拿个派的。“民”
就更不“民”，简直是站没站样，坐没坐相。
的确，这些年来，在找到的很多当年的照片中，就没有看到一个是正襟危坐的，没有一个有正形的，打牌、喝酒、和交际花跳舞的、敞着怀露着黑森森的胸毛的、倚靠在飞机旁的、站在机翼上的，世界上还有比这再吊儿郎当的军队吗？
再有，信手涂鸦，在纽约地铁里涂不够，又把它弄到了飞机上。
B…29是最大的飞机，机鼻处有好大一片天地，结果有人非要把好端端的飞机涂抹得一塌糊涂。“飞虎队”、“第十四航空队”的机头画上张着要吞噬一切的鲨鱼嘴，也算可以，那是表示对敌人的凶猛，而B…29的机头上，大部是画着摆出各种诱人姿势的裸体女人。这算什么玩意儿？放在东方古国，这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这不是明摆着腐蚀军人英雄气概、动摇军心吗！天天看着不穿衣服的女人体，意志都垮了，还能有心思打仗？
面对腐朽淫秽的东西，他们的长官也不阻挡，竟然默许，于是在B…29机鼻上画裸女蔚然成风，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了什么“机头艺术”。
这还不算，不仅在飞机上信手涂鸦，最后还给飞机起“绰号”。飞机已经画得让人心旌荡漾了，现在，再加上那些不伦不类的“绰号”，什么以机长祖母名字命名的麦丽娜、什么“逝去的风”，什么蝴蝶、云雀的，最可气的是那个什么“螳螂”。“螳螂”就“螳螂”得了，还加上“祈祷”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还没上战场就“祈祷”，这不是贪生怕死的表现吗？
看不惯（二）当然，还有其他的看不惯，但这次不是针对美国人，而是自己同胞对自己同胞的“看不惯”。
随着《租借法案》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经过驼峰航线进入中国，随着物资进来的，还有大量美国军事联络组。原来一提“美国军事联络组”，就是同声斥为帮助蒋介石疯狂打内战，其实不是。在美军军事联络组当了两年多翻译的杨宝煌老人说，军事联络组除了协调盟军和国军之间的事务外，更多的时候，是监督“驼峰”
供应物资的发放。
实际是人家太了解、太清楚你的政府“运作”方式了，就是担心你从中“截流”，用现在的话就是“回扣”。就是怕你独吞、独占。
也有的老人说，他们就是这么个运作方式，也不单单是针对国民政府，在国内，也是环环相扣，想多占、多贪也不行。
负责为军事联络组担任翻译的，都是从各大学中招募来的，最后随军事联络组分至各部队，哪有《租借法案》分配的物资；就往哪儿去。整个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没有一处不是靠《租借法案》分配物资支撑起来的，所以，美军军事联络组也都有；其中以空军居多。
光是为美军军事联络组服务的翻译，就有3000人之多。
王恭老人就是这3000多人中的一员。老人被分配至云南蒙自机场，给美军军事联络组当翻译，主要是和第十四航空队打交道。
王恭：“美军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扰民，吃、穿、用，基本上都来自国内，即使是需要来自当地，也都是照价付钱。”
问老人哪件事情记得最清楚？老人说，在蒙自印象最深刻的是，蒙自机场塔台需要一张可以放标图的木桌，这么简单的东西如果也从大洋那一边经货轮横跨两个大洋运到加尔各答再经驼峰航线送到昆明转至蒙自就有点太夸张了，于是，美军就选择在当地订制。已经记不清是蒙自地方的一个什么长具体负责桌子的事情，几天之后，那个什么长亲自将一张长条桌送到了塔台上。那桌子一看就是用一些废料拼凑而成，好在能放东西，老美也不在乎。
“多少钱？”质地低劣的桌子让塔台指挥官根本不屑多看。他拿出军需物品支付单，想让来人到军需处取钱。看那架势，他都准备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美元快点将来人打发走。
那个什么长点头哈腰一脸堆笑：“500美金。”
王恭：“当时啊，我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脸肯定通红，真恨不能一拳把这个什么长打死。我真恨啊，人家出生入死来帮你打仗，你还这样敲诈人家，中国人，你咋就怎么不争气啊！”
强压住愤怒，年轻的翻译磕磕巴巴地把对方的意思翻译给美方。
王恭：“我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听完对方索要的费用后，那个塔台指挥的脸顿时变了色，但看得出，很快他克制住自己，他边签单嘴里边嘟囔着，那个什么长是不懂，我是听得明明白白。他是说，我们从美国本土运来一个才需要多少钱啊！钱，最后还是付了，从那以后，我真的感觉抬不起头来。”
老人说，从500美金购买了一张桌子后，驻扎在蒙自机场的美军就没再在当地订制过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个桌子腿，他们也要飘洋过海地从自己国家运来。
李肖伟（《超堡队》作者）：“第二十航空队进驻成都，机场都是现修的，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得到，四川出了几十万民工，没有任何机械，完全是靠手砸肩挑地修成的。
几十万人啊，没有任何报酬，连中午吃的饭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所有的照片中均注明，后方人民为抗战而义务劳动，其实，一开始修建时，美国国防部已经做了预算费用的，由于汇率不合心意，负责谈判的宋子文尽量往后拖，都是搞金融的，他太清楚这笔账了，没赚头，谁干啊。于是当时就不收人家的钱，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可以支付了，在这笔钱下发到四川后，又被层层截掉了，于是，到了最后，发放到民工手中的钱已是寥寥无几，其实遭截不仅是修机场的民工钱，就是对搭救B…29跳伞的飞行员的农民，也都是层层克扣，连美军表示谢意的一盒烟、一瓶酒都要雁过拔毛。”
写到这里，我想了起来，在国内采访中，我曾遇到过当年曾参与救助空战中跳伞的第十四航空队员和第二十航空队员的中国农民，他们也都说，救人，无论是美国飞行员还是中国飞行员，都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杨训伟：“抗战期间还不错，等到日本人投降后，就完了，彻底败坏。虽然我去了台湾，但我知道，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垮台，一点儿都不奇怪。抗战胜利后，我们驻上海，到长官家里玩，推开门，长官左拥右抱着三个妖媚的日本女人——都是‘接收’过来的。你想，腐败到这种程度，从上到下都想方设法地贪图享乐，将不用心、士不用命，谁还打仗！”
杨立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仗不打了，《租借法案》随之也停了，军事联络组即将撤离。我所在的五十四师举行欢送美军官兵茶会，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和军事联络组也在一起相处了几年，既看不惯趾高气扬的他们又看不惯唯唯诺诺、贪污成性的我们自己。要我代表译员发言，我说，我们的部队很不争气，美国支持的物资往往会跑到军官们的口袋里，对抗日不利，丢尽中国的脸。难怪美国对我们不放心，要派大批军队来监督。后来，有个师长悄悄对我说，上边怀疑我是共产党”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飞越（1）
将军强调精确的航务：制定飞行计划、调度严格指定飞行高度、飞行员有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