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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问题。”
“其中有位谢市长，是关键人物。他有很重的温州口音，我听起来都困难，王总肯定听不懂。你翻译的时候小心点。”
我的脸一下就白了。我也听不懂温州话，不光我听不懂。听说在这里住了三年的外地人，也多半听不懂。
“他的温州口音有多重？”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你说，会有多重？”张庆辉在那一头说，“而且，他是行内人，清华建筑系的。所以，王总的名字他听说过。”
“哦！酒会几点开始？”
“六点整。资方上午才通知。你准备一下。我们这边就去四个人，江总，王总、我和你。你坐江总的车子，我去医院接王总。我们在酒店门口见。”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我挽了一个小小的发髻，上面插一根紫色的木簪，很郁闷地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旗袍。除了胸之外，我的曲线尚可，胸的问题也好办，纹胸一戴就垫高了。那旗袍紧紧地包着我，显得我瘦骨嶙峋。我想把自己打扮成古典动人的林黛玉，好让那些逼我喝酒的人于心不忍。
坐在江总的车子里我还在复习《温州方言大全》：“了了滞滞”就是“清洁干净”；“云淡风轻”就是“轻佻”；“勿俨三四”就是“不正派”……等等，等等。到了酒店的大门，我发现CGP的“头粒珠儿（温州话：老大）”沥川同学和张庆辉已经等在那里了。
在正式场合沥川习惯穿纯黑色的西装，手拿一根赤色手杖。黑色衬衣、黑白相间的领带，衬着他那张瘦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倔强的下颚，看上去十分硬派。其实，沥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无论外表看上去有多么冷酷和刚强，他的目光非常纯净，不含一丝杂念。在他的眼眸深处，隐藏着一股近乎教徒似的虔诚和深情。
在这次参加竞标的设计师中，三十一岁的沥川最年轻、最知名。他在公共场合是著名的冷面郎君，寡言少语、非常矜持。所以我看见沥川的时候，他的情绪和表现都已进入到了“公共状态”。他看见我，眼波微动，迅速恢复原状。
“二位没有久等吧？”江浩天说。
“没有。”
“王先生的身体好些了吗？”江浩天上去和沥川握手。
“已经好了。”
在大厅的接待处，沥川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脱下大衣，连同他自己的风衣，一起交给服务员。我有点不自在，觉得在场的很多人会误会我是沥川的太太。所以，沥川每次和人握手，我都不忘记上前解译：“我是安妮，王先生的翻译。” 毕竟来的人，大多是业界同行，大家彼此都认识。所以，很多人都笑着反问：“王先生中文那么好，还需要翻译吗？”
当然，也有几个人误会我是朱碧瑄，握手的时候叫我朱小姐。这回轮到沥川一个一个地解释：“这位是谢小姐，我的新任翻译。”
我们一路寒暄下去，一直走到靠近酒桌的地方，便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方脸男士，被一群设计师如众星捧月般围在当中。江浩天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向沥川耳语：“那位就是C市的市长谢鹤阳先生。”
谢鹤阳因为长得一张又黑又方的脸，外号“鞋盒”。当然，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沥川拿了一杯水，在旁边慢慢地喝，见谢鹤阳身边的人散了几个，腾出点空位，才带着我健步而上，自我介绍：
“谢市长，您好。我是王沥川，CGP的设计师。”
“哦！王先生！”谢鹤阳从容而不失热情地和他握手，“久闻大名，缘悭一面。”他说的还算是普通话，只是话音里果然含着浓重的平舌音。沥川的脸上是客气的笑容，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马上将这话译成英文。
“不敢当。”沥川回答，“我是外邦设计师，才疏学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十分仰慕。”
我默默地看了沥川一眼，有些惊奇。不敢相信这极度斯文得体的句子，竟出自只认得九百五十个汉字的沥川之口。
果然，谢鹤阳硬邦邦的脸上笑容忽现：“王先生过谦了。我年轻的时候，建筑界的泰斗王宇航博士曾应邀到清华讲学，陪同人员中，我忝在其末。听说他也是瑞士华人，不知王先生可否认识？”
“那是家祖父。”
“我记得那时，陪着王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长子王楚宁先生，我们年纪相当，相谈甚欢。楚宁先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非常古雅，也是知名设计师。”
沥川微微颔首：“那是家父。”
“王先生的一家是什么时候到的海外？”
“大约在清朝末年吧。”
“该不会是前清遗老吧？”一直站在谢鹤阳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忽然插口。
沥川淡淡地道：“不是。从宗谱上说，我们属于琅琊王氏，是纯正的中原血统。”
谢鹤阳道：“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佳园集团的总设计师田小刚先生。”
“田先生，好久不见。”
“你好，沥川。六年不见，你怎么好像从中国消失了？”
“怎么会？我的公司还在这里，关键的时候，会时时过来照应一下。”沥川顿了顿，又说：“谢市长，田先生是本地资深设计师，占着天时、地利、人和。CGP虽是海外兵团，却同出自中华一脉。评审的时候，谢市长不会厚此薄彼吧？”
谢鹤阳哈哈一笑，连连摆手：“哪里，哪里！CGP有非常雄厚的设计实力，C城区改造将会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模范工程。我们非常欢迎海外公司参加竞标。放心放心，竞争绝对平等。”
三人在一起寒暄了十分钟，谢鹤阳便被另一群人围住了。我在一旁口译，只觉得唇焦舌燥，便到一旁的酒台上找饮料。沥川一路跟着我。
“纯正的中原血统？”我调侃，“五胡乱华之后，还有什么血统是纯正的？”
“吓唬吓唬人而已。纯正是真谈不上，”沥川双眉一展，“比如说，我外婆就是地道的法国女人。”我看着沥川脸，心中释然。难怪沥川既有一副十足的国人长相，又有异常分明的面目轮廓。
接着，他又补充一句：“那个田小刚来意不善。我怕他与谢鹤阳有什么暗箱交易。听说这里不少官僚挺腐败的。”
“别担心，现在国家纪委的打击力度挺大的。这么大的工程，多少人拿眼盯着。真有腐败查出来，定是全军覆没、满门抄斩。”
然后，这个人看着我，一脸疑惑：“什么是‘纪委’？什么是‘打击力度’，什么是‘满门操斩’还有……什么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那个谢市长不是说，陪同人员中，有天灾人祸？那句话我没听懂。”
“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
“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
抓狂了。我几乎要跳起来：“为什么我的翻译你听不懂？难道我翻得不对？翻得很差？”
“不是不是……你今天穿着好看的旗袍，听你说话我有点走神。”
“不是‘天灾人祸’，是‘忝在其末’。这是谦辞，他说他自己虽不够格，但也在陪同之列。”我没好气地解释。
“好吧。回去你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
我叹了一口气。难怪沥川需要翻译。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看来，不要翻译，还真不行。
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
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放眼望去，整个大厅人头涌动，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
“小秋，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劳伦斯吗？”
“不全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英国文学一直很感兴趣。”
“我做的是西苏，西苏和乔伊斯。”
“乔伊斯我知道。西苏是谁？”
“Hélène Cixous。”
那是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是边缘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时期的小说。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吗？”
“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不对吧。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你的学问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 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三百四十二封，算很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部长篇言情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口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除夕之夜——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行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名词。”
“什么专门名词？”
“情圣。”
一句话逼死了他。他终于没话说了。
于是，他笑了笑，转移战场：“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
说着，他转过身去，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放到她身边。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咪咪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眼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老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那位王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
“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是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是在变相地批评我。赶紧解释：
“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
沥川走过来，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老太太用纸掩了面，戴上假牙，向我们回首一笑，灿如白雪。
她伸出手来，和沥川握了握，说：“我姓花，叫花箫。我是画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