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战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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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战术的专著《坦克——前进！》。未及完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装甲兵之父”就于1955年5月14日在施旺高病逝，终年66岁。同是德国装甲兵将领的奥斯卡。门泽尔少将协助出版了古德里安的这部遗作。　　在装甲兵理论方面，古德里安在汲取了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等人的成果后，结合当时的武器装备，以开拓性的行动创造了装甲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战理论，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诸实施取得了辉煌胜利，为装甲兵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称霸地面战场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过去苏军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美军的“空地一体化”作战理论，还是今天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应用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都带有古德里安《坦克——前进！》的痕迹。利德尔。哈特评价道：“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验证他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获得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经历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革命性的结果。”但他片面强调装甲兵的作用，单纯追求进攻的高速度，反映了纳粹德国军事思想的侵略性和冒险性。　　有报道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军参谋人员奉命研究过53年前德军闪击法国的战例，认为古德里安率军在色当横渡马斯河，是德国在那场战役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巧合的是，从幼发拉底河纳西里耶渡口到巴格达的距离恰好等于色当到巴黎的距离。所不同的只是美军没能像当年德军那样在一周内实现目的。另外，美军给装甲车辆尽可能多地挂上大包小包补给品的做法，也是传承了古德里安所创的“自我保障法”的“衣钵”。　　在将帅才能方面，古德里安确属慧眼独具和行动果决的将领。一旦他发现了真正的思想火花，就破釜沉舟地去闯、去干，而置刁钻的诘难、上司的冷嘲于不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能在任何条件下当机立断、大胆行动的人才能取得胜利。”利德尔。哈特这样评价古德里安：“他具有历史上一切名将所有的共同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在为将之道方面，古德里安始终认为一位优秀的将领必须力尽天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服从和仁爱基础上的。他坚持士兵必须要完成长官交给的一切任务，而长官则应在涉及到士兵切身利益如生命、健康和福利时，要竭力维护士兵的利益。他终其一生都是按这些原则办事的，这既使他为纳粹德国鞠躬尽瘁，成就了他的盛名，也使他为了维护他的官兵的利益，不惜断送被他视为生命的军旅生涯，与希特勒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而终遭解职。他在为将之道上为后世军人留下了良好的模范。　　　　作品相关　中国资助了日本的复兴　　中国资助了日本的复兴？　　许介鳞　前言　「现代化」（modernization　）在日本称为「近代化」，这是以欧美为主轴的历史观，于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在美国展开。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指，一个国家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达成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有大幅度的改进，以至于演变到政治民×；的阶段。现在即依世界霸权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来考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过程，一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政治民×；化，跟利用中国资金和资源有何关系。　一、中国资助「大日本帝国」的兴起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近代国家」（modern　state），称为「大日本帝国」，新政府模仿欧美的近代产业，推行「殖产兴业」措施，并采取「富国强兵」政策，而在军事、矿山、铁路、通信等方面实行官营，并设立缫丝、纺织等官营模范工厂等，而略有工业化的雏型。　然而，日本具有规模的「殖产兴业」其实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正式开始。之前日本因资金短缺，成效有限。即使日本政府有英明的计划，并借重西洋的技术，还是需要充足的资金与广大的市场配合，才能使日本的工业发轫。马关条约中国的巨额赔款，以及自此而后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加上日本经营殖民地台湾、朝鲜等的榨取，皆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甲午战争的赔款２亿３，　０００万两（３，　０００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日币为３亿６，　４５１万圆。日本在１８９４年发动甲午战争时的国家预算只不过是９，　０００万日圆，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预算的四年分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钜大资金来源。日本对此赔款资金，除了半数充当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之外，又多方面利用为发展实业，充实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费，以及台湾新殖民地的经营费用。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创兴，著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配合军需工业，从赔款项目下拨出５８万日圆经费设立的；　其原料的铁矿也是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在芦沟桥事变后的１９３８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GHQ　）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超越美国钢铁业界，至二十世纪末的１９９７年中国钢铁制造业才赶上来。　事实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迄日俄战争期间，有８５％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赖运输、通信等基础建设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国赔款的资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资的情况下，完成其「殖产兴业」计画。　第二、中国的赔款也使得日本确立金本位制，而顺利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１８７０年左右，英、美、法等经济先进国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黄金作为国际间商品及资金的计算标准，而不再以白银为货币准备金。这时候的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还仍然采用银本位制，随时冒着银价波动的汇兑风险。日本要求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在英国伦敦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　偿付，利用此钜额黄金为准备金，于１８９７年公布货币法，实施金本位制。日本从此跳出了亚洲国家使用银币的限制，在商品与资金的流动上，可与西方先进国家直接竞争。这是日本进入世界经济体系，走向国际化社会的划时代里程碑。　第三、中国市场的开放与关税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对外贸易直线上升。马关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货物限于５％的关税，且准许日本人在中国各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机器只缴纳进口税，所制造的货物则豁免内地税。相对的，日本修改其关税定率，对工业制品及农产品，均课以２０％以上的高税率，中日两国在关税不平等的条件下，贸易竞争的胜负立见高下。　自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以丝、棉、茶三者为主要出口商品，迄１９２０年为止，丝仍是其最主的要输出品。日本于１８９１年首次将棉输往中国，而马关条约后的１８９７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赖此项商品。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正以丝、棉、茶为其累积资本的主要商品，但因关税与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中国陷于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处境。　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成长与外贸出口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如果与同时期的美、英、德等国的国民总支出结构作比较，则日本的出口与海外所得，从７％成长到接近２０％，而美、英、德等国极少超过五％。在世界的六大洲，这时期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也是占最大的百分比，从十九世纪末的大约２０％，持续上升到１９３０～３４年的４９。　７％。这说明日本挟其工业发展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双重优势，使亚洲各国居于相对的劣势，不断的遭受日本经济力的浸透。甲午战争之前到之后，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从１８９０～９４年的２８。　９％跃升到１８９５～９９年的３９。　２％（　同表四）　，即为一明显例证。　第四、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日本工业化后，产业人口变动，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转业成劳工，造成粮食短缺，此时往往需要仰赖粮食进口，法国和德国工业化后也曾出现如此现象，因而减缓资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粮情况更形严重，维新以来米与糖二项的进口，即占进口总额的１０％以上。日本所以能顺利解决工业化后的粮食问题，全靠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外地米」的进口，而节省外汇。台湾产蔗糖从１８９６年起很长一段时间均占农作物生产的９５％以上，台湾产食米在芦沟桥事变前后的１９３５～３８年达５０％以上，均输往日本，遂形成「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台湾对日本供应农产品的依赖关系。　殖民地另外还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当工业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粮食减产时，粮价随之上涨，此又带动工资上涨及减少生产能力。但是日本从台湾和朝鲜输入廉价的米粮，平抑物价、稳定工资，而能加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供应粮食，可以抑低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累积资本与扩充工业，而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利器。　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税为主，在战前１０年平均约占税收的６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开征专卖税、消费税，使税收转移为间接税。战后１０年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目，平均约占税收的５５％。战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税收约６，　５００万日圆、战后１０年每年平均１亿２，　４００百万日圆，税收的成长几达一倍。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单单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消费税，每年就有４，　５００万日圆的税收贡献。经营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黨政治的契机。订立马关条约之后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领的自由黨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的藩阀政府合作，因为日本有钜额赔款而同意政府扩张军备。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黨与进步黨合组为宪政黨，成立日本第一个政黨内阁，即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内阁」。日本政治史上，藩阀与政黨的斗争始告一段落。其后，藩阀的伊藤博文也组织立宪政友会，使藩阀转向政黨化了。这一切转变，如果没有外来赔款的庞大资金，日本是否能顺利进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怀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钜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２万２千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４亿５，　０００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４亿５千万人，等于是每人赔１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３，　４７９万两，比俄国（１亿３，　０３７万两）、德国（９，　００７万两）、法国（７，　０８７万两）、英国（５，　０６２万两）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五次，共４亿３，　４８８万日圆，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四次共６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以及临时公债１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总共举债１３亿１，　３５４万日圆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　第八、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　包括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的战费，共达７，　５５９亿日圆（　如依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１７０兆日圆以上）　。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简称联银、总行在北京）　和「中央储备银行」（　总行在南京）　所发行的通货支出。前者与朝鲜银行、后者与横滨正金银行有「互相寄存」的关系。　依１９８７年始出刊的『朝鲜银行史』的记录，其筹措战费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所要支出的战费，由日本银行经朝鲜银行东京支店，送款至朝鲜银行的华北分店。朝鲜银行即将此金额记入于本行内联银的存款户头，同时也将同额的存款记入于联银内的朝鲜银行户头。于是朝鲜银行即应日军的要求，从联银的自行户头提取联银券，交给日军购买军需。随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