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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是林彪出逃后不久，空军参谋长梁璞作出的。
２５６号三叉戟第二副驾驶，因没赶上登机而幸免一死的康庭梓，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山海关机场起飞时，飞机上的油量只有１２吨半，按正常的高度、速度飞行，把最低的平均耗油量也计算在内，最多只能飞行两个小时。”因此，潘景寅在飞行１小时５３分钟后野外迫降，是合乎事理的。（《湖南文史》增刊第２７页）
（二）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迫降失败
无疑，潘景寅断然决定迫降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又导致机毁人亡的后果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１． 判断失误，没有弄清飞机的准确位置。飞机坠毁地点位于温都尔汗东北仅６０公里（空中直线距离），而温都尔汗就有个简易机场，跑道是从草原上轧出来的，周围的地势非常平坦开阔。２５６号三叉戟飞到那里降落，油量是完全够的。但是，潘景寅却没有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错把迫降现场当做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或者潘景寅压根不知道温都尔汗有个简易机场，他只是急切地选择个地势平坦的去处做迫降场用。由于飞机上没有领航员，也没有地面导航，精神高度紧张的潘景寅很难弄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尽管如此，潘景寅能选择地势开阔平坦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３０００多米，东西宽８００多米，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做迫降场，已属不易。（于弓编：《林彪事件真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０页）
２． 陌生的地形和没有光亮，加剧了夜间迫降的难度。内行人都知道，飞机迫降本来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夜间在异国他乡迫降就更是难上加难。１３日之夜，是个暗夜，天上没有月亮。碰巧的是，温都尔汗那夜正好停电，整个城市漆黑一团。但是盆地西北方向１０公里处著名的贝尔赫莹石矿没有停电，有灯光，很可能潘景寅把有灯光的地方看成了温都尔汗简易机场。至于地形，平坦之中其实暗藏危险，中间有高低不等的土包。（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８７页）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2）
３． 面对特情紧张过度，操纵失当。迫降，不能放起落架，要用肚皮擦地，最担心的是擦地后飞机起火爆炸，这就必须把油放掉。把油放光，需原地盘旋２０分钟，但潘景寅没有这样做，很可能考虑到长时间盘旋会招致地面防空炮火的威胁。他虽然做了迫降的一系列准备，但迫降的着陆动作并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结果造成飞机接地后遇到凹凸不平的地面后弹起、倾覆、折断，然后起火爆炸。
４． 技术欠佳，难逃厄运。潘景寅尽管是挑选出来的，但驾驶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还未到娴熟精湛的地步。相反，由于１９７１年８月份三叉戟专机维修改装就绪后，他试飞了几次，去过山海关机场，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９月１２日晚三叉戟飞机拉林立果去山海关的前一天，潘景寅又飞了一次东北航线，有人看到他情绪不好，问怎么啦？他说“落地”问题还是不理想（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原载《中华儿女》２０００年第９期）。正因为他技术上存在如此致命的短处，在突发情况面前也就很难处理好了。
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并不算最好。师长时念堂回忆说：潘景寅是专机师副政委，内向，不那么开朗，话极少。他的优点是非常沉稳，但也由此带来脑子有点“木”。他飞伊尔－１８时，就飞得不精。１９６９年潘景寅驾伊尔－１８飞往山海关机场，“撞”上雷雨，下不来了，怎么也对不准跑道。那次我在后舱，上去把潘景寅换下来，这才让飞机落了地。陈联炳（飞三叉戟的团副参谋长）对我说了好几次，叫我快点飞三叉戟，我们说了不算，意思是潘景寅不行。
５． 三叉戟飞机的设计对迫降极为不利。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高速接地，很容易造成油箱摩擦受热起火。自三叉戟问世以来，国内外还没有迫降成功的先例。因此，潘景寅即使驾驶技术再高明，也难以弥补飞机设计上固有的缺陷，何况潘景寅的技术水平还不是最精。
（三）关于几种传闻的由来和匡正
１． 飞机是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吗
这种说法，一度甚为流行，根据是飞机上有个大洞。
据最先到达坠机现场视察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孙一先证实，飞机机翼的翼根处，的确有一个直径４０多厘米的大洞，大洞的旁边还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一开始，他曾怀疑这个大洞好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而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如果是地空导弹打的，怎么可能不穿透机翼，而且洞口朝上呢？经过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他最终否定了自己一开始的认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但是，也还有人坚持林彪座机是被导弹击落的。张宁在《尘劫》一书第２７８页中，引述第二炮兵一位转业军人的话，说用导弹击落了林彪座机。那位转业军人说：“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军人笑道：“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3）
针对机翼上一面完好，一面有炸开的大洞的情况，编造“新式导弹”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况且，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能打２００公里的地空导弹。就是到了３０多年后２１世纪的今天，我国这样射程的地空导弹也未问世。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啊！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２页）
１９７２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林彪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在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周恩来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它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就清楚地说明，中国方面是根本不会击落林彪的专机的。（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２０００年第９期）
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确实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中央命令空军成立专家组，对飞机坠毁的原因作出结论报告。空军专家组由著名空战英雄、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后来担任空军司令员）牵头，成员有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也派人参加。空军专家组明确认为：“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９７页）
还有两个更有力的证据：第一，林彪专机越境方向我方根本没有部署地对空导弹。第二，林彪专机坠毁地点离国境线３６０公里左右，那时我方根本没有能打这么远的防空导弹。即使在防空武器不断升级换代的今天，也做不到。
２． 飞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林彪坠机的原因探析（4）
如果说林彪座机被中国方面击落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会不会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呢？
的确，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驻扎有大量军队，其中包括雷达、防空和航空兵部队。中国方面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夜深人静时突然深入蒙古境内，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孙一先认为，事实上，苏蒙方面的雷达部队并没有及时发现越境的三叉戟飞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９月１２日是星期天，翌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蒙军队官兵松懈麻痹，值班不认真，没有发现空中特情；二是三叉戟飞机保持中低空飞行，有效地躲过了地面雷达的搜索。
唯一的例外是，４１４号界桩附近的蒙军阿沙盖图边防站，９月１３日凌晨曾发现一架飞机深入蒙境，但他们把这个消息压了９个多小时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故延误了近９个小时，直到９月１３日下午４时以后，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事务局。也正是这次突发的空情，检验出苏军的防空系统漏洞不小。因此，１０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专程到蒙古活动近一个月，检查和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既然苏蒙方面连空情都没有及时发现，还能谈到发射地空导弹或出动歼击航空兵击落林彪座机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９页）
孙一先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蒙古方面虽然没有击落三叉戟，但他们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这是根据我侦听部队获悉的情报得知的。９月１３日２２时１５分，空军司令部报告说：１８时０４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凌晨２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起火坠落，因此，从１８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接到这份报告，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并相应做了紧急战备部署。
２００９年前后，又出现了苏蒙方面击落林彪座机的新说法。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新近出版了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时，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他写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越出中国国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雷达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是侦察机。“（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