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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运筹就能取得胜利的，谋划固然重要，但运气更重要。所谓绝对百战百胜的将军是不存在的，你要看他的对手是龙还是虫，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背后，必然倒下了一群猪一样的对手。朱元璋的对手陈友谅不是猪，遗憾的是，他进入鄱阳湖后就开始拥有了猪一样的运气。
所以，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千万要注意，成败论英雄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浅薄的。
不过，我们的历史还应该继续，陈友谅已死，朱元璋的确是赢了。他不仅赢得了实惠，还赢得了面子。就在1364年正月，他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两位宰相的官印理所当然地赏给了李善长和徐达，刘伯温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或许并不是朱元璋的吝啬，而是因为在朱元璋眼中，刘伯温只是个策划师、魔法家，宰相那把椅子，他是坐不上去的，坐上去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刘伯温却不这样看，他这种聪慧过人的人，用三年的时间足够看清一个身边的人。他认为，朱元璋是个政治高手，深谙官爵对人的重要性，正如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的，官爵是宝器，不能轻易给人。如果轻易施舍，那官爵的神圣性就不复存在，拉拢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武器。
有一件事让刘伯温印象深刻，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进行泛滥的封赏。即使在灭掉大汉帝国后，朱元璋也只是按平时的军功给一批将军们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封赏。这让很多人提出质疑，对于朱元璋的吝啬，他们气得发狂。在一次宴会上，几个鲁莽的将军借着酒劲，就向朱元璋发出了积攒已久的牢骚。
这些牢骚在酒气的缭绕下，冲进朱元璋的左耳，就要从右耳冒出时，他拍了下耳朵，牢骚在他脑海中荡漾了一会儿，他轻松地一甩头，从右耳出去了。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些将军们，眼光如毒蛇。当喧哗声渐渐平息后，朱元璋说：“你们跟我有年头了，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勇气了如指掌。即使我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上司应该知道，你们的下级也应该知道。你们如果功勋盖世，我怎么可能遗漏你们？可你们如果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吼叫着要什么封赏？那是你们应尽之事。”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下面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指着徐达说：“你看你们徐相国，功勋盖世，可你再看看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不仍是低级军官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过人之处，你们如果有过人之处，立下超人的功绩，我的眼睛会看到的，你们不要担心没有封赏，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你们是否建下功勋！”
这席话让那些将军们只是闭上了嘴，却让刘伯温脑海中唯一愚昧的角落里荡起了浪花。刘伯温一向是直来直去，是非分明，从来不绵里藏针。他喜欢把针亮给别人看，让人知道他就是一根坚硬的针，他更喜欢把棉花放在别人的胸怀，温暖别人的心。他永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把针藏在棉花里，让你既喜又惧，既爱又怕。
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最高明的政治手腕，它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比任何一门武器都要厉害。
刘伯温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个厉害角色。
朱元璋说：“你所有的谋划都是天衣无缝，你能贡献，我能审而听之，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终于确定了几年来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惑：他不是朱元璋身边的智慧口袋，朱元璋掏出来一个就用。他只是朱元璋身边的小药箱，朱元璋从里面拿出的药，要先加鉴别，然后才吃。
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发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第十一章 千年预言：迷雾中的《烧饼歌》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50岁时出山辅佐33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54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居于天命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占据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第一，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朱元璋对徐达说：“你是跟着我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不要被那些狗才毁了你。你要好好管束他们，否则，不但他们后悔，你也有后悔的一天。”
徐达听了这些话，惊出一身冷汗来。回到家中，官服都不脱，就把下人们集合起来训话，而且还杀了几只鸡儆猴。
刘伯温早就说过，帝国的敌人就是触犯法律的那些人。而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然是自以为有实力的人。这种人，一旦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这种警告，对当时的朱元璋来说，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不是哲学家，他理解不了深层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有兵有地盘的军阀。他虽然经常和他的将军们谈到纪律问题，但只是例行发言。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敌人放在心上，直到他统一中国后，文武大臣们的放荡不羁才让他重拾刘伯温的警告。可惜，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