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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说：从孔子那里。
那小吏说：啊！就是明明知道做不到，却偏偏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7
好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孔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尊敬的，事实上也有人尊敬。有一个镇守边疆的小官就曾对孔子的学生们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是一定要让先生做人民导师的。8
这位职务叫“仪封人”的小官并没有说错。汉武帝之后，孔夫子真的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可惜他这位人民导师却只是一道华丽的金边，中看不中用。何况这金边装饰的，还不是孔子要恢复的周制，而是他想都没想过也不会喜欢的秦制或汉制。
无疑，这不是孔子的遗志。
可惜这由不得他。
的确，历史并非英雄所创造，英雄人物的模样反倒是由历史来塑造的。历史要求他是什么形象，他就只能是什么形象。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实的孔子，那么，他给子贡留下的遗言应该是靠谱的──天下无道很久了，没有人真正信奉我的主张。9
那么，孔子的主张是什么？
儒家的药方
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颜回提出来的，原文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0 我们知道，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因此，这段话是儒家的纲领。
然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却“礼坏乐崩”。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四个字还是他学生说出来的。
这个学生叫宰予。
宰予是言语科的学生，能言善辩，也喜欢较真，常常让孔夫子下不了台。有一次他居然说，父母亲去世，为什么要守丧三年呢？时间太长了吧？一个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啊！
礼坏乐崩，出处就在这里。
宰予恐怕是诡辩。因为坚持三年之丧，本身就是尊礼和守礼，怎么会礼坏乐崩？然而丧期内不能作乐，包括不能饮酒和做爱，是事实。
这多少有点麻烦。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礼和乐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乐也就没有礼。何况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不做爱哪来的儿子？于是孔子只好耐着性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细粮穿那丝绸，心里好过吗？
宰予说，好过呀！
孔子无话可讲，只能气呼呼地对宰予说：汝安则为之！一个君子在居丧之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不进音乐，这才要披麻衣，吃粗粮，住草庐。你既然心安理得，那就为所欲为好了！
宰予听完，一声不吭就出去了。
孔子却不能平静。
在他看来，宰予真是没有爱心。孔子说，丧期为什么定为三年？就因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是的，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了。爹妈抱了你三年，你不该为他们守丧三年吗？何况实际上还只有二十五个月。这样合情合理的事，宰予怎么就想不通呢？11
然而这场不了了之的辩论，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之门，也为礼乐制度找到了人性的根据。
什么根据？
爱必须得到回报。
这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爱与爱的回报就必须设定为道德，这就是仁；必须设立为制度，这就是礼。礼是仁的制度保证。因为爱，或者仁，或者孝，都是无形的，内在的。不彰显出来，就无法确认；不诉诸行为，就无法培养。礼，岂能可有可无？
但更重要的，是仁。
仁为礼乐之本。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牺牲和玉帛吗？乐，难道就是钟鼓和舞女吗？12 当然不是。那是什么？爱。因此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拿礼乐当回事。这层意思，他是用反问的语气说出来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3
那么，爱心从何而来？
天性。
出自天性的爱，叫天良。没有天良，就不是人，叫“人而不仁”。因此，孔子很奇怪宰予为什么会反对三年之丧。他甚至反思：宰予难道就没得到过三年之爱？应该也得到过吧？或许，他真没得到过？14
总之，礼坏乐崩绝不是礼乐制度不好，而是人心出了问题。但只要人性依旧，天良尚存，这世界就有救。只不过，救世先得救心。
仁爱，就是拯救世界的“速效救心丸”。
问题是，这药丸找得到吗？
孔子认为找得到。因为它的原材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就是对父母、对子女、对亲人的爱，叫“亲亲之爱”。这种爱是天然的，固有的，不需要讨论和证明的。只要纳入古已有之的礼乐制度，就万无一失。
合逻辑吗？
合。
有问题吗？
没。
都赞成吗？
不。
墨家、道家、法家，全都反对。
墨子：不要仁爱要兼爱
第一个站出来反孔的，是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跟孔子一样，也认为这世界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爱。因此，他跟孔子有三点相同：这世界有救，救世的药方就是爱，应该以救世为己任。这是墨家与道家和法家的不同。
但，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
在墨子和墨家学派看来，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比方说，礼制规定，肉类切割的方式不合规矩就不能吃，叫“割不正不食”；席位摆放的方向不对就不能坐，叫“席不正不坐”。这些都没什么道理，却是孔丘他们竭力推行的主张。15
那么，这些繁文缛节，儒家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
墨子说，孔丘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时，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来路就吃了。子路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来源就喝了。后来回到鲁国，却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俨然君子。子路问他为什么一前一后判若两人，孔丘居然说，那时求生，此刻求义呀！
好嘛！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16
当然没有。
问题是，这故事可靠吗？
不可靠。它甚至多半是墨子的学生编出来，用于嘲笑儒家的。但代表墨子的思想，则没有问题。17
实际上墨子对儒家的攻击不遗余力。《墨子》一书中的《非乐》、《非命》、《非儒》，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是赞成和反对两种。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你对他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也只能弱弱地问一句：先生当真相信自己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庄子：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