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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来了,薛廷臣当然热情招待。说了一阵闲话之后,邓县长就直接问他:“听说你骑了一辆三枪自行车,有没有这回事?”
“有啊!” 薛廷臣立即回答说。
“你骑的是三枪自行车,是谁批准让你骑的?我今天要把你的自行车推走。” 邓县长吊着脸严肃地说道。
邓绍勋的话让薛廷臣有点生气,心里就想反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骑三枪自行车?但他还是克制住了,他觉得这可能又和那次县委扩大会议抽人下乡有关。邓县长是县委常委,当时也在场。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县委领导还是不肯放过他,就连他骑一辆三枪自行车都不放过。他觉得,如果这次为自行车再和县长争论起来,一定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了不增加新的矛盾,不吃这个眼前亏,薛廷臣忍住了。他顺口说道:“你说咋办就咋办,你要推你就推走吧!”
邓县长再没有说什么,就让薛廷臣把车子推来,让和他一块来的那个人把自行车骑走了。
按照大县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县委各部的部长、县政府各科的科长,当时都配备的是进口自行车(三枪、兰铃、富士或卧狮)。县委书记、县长,配备的是两轮或三轮摩托车。
在全面跃进、一大、二公、三平调的形势下。三枪自行车被县长推走了,把车子给谁了他就不知道了。
薛廷臣是个直性子人,但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一连串发生的这些事,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得罪了县委书记就把他下放到城关供销社来了。如果再得罪了县太爷,那还会有好果子吃?从这件事情的发生,薛廷臣知道县上的头头还在记他的仇,今后还得要处处小心。
没有自行车是不行的,为了工作方便,城关供销社又买了一辆轻便永久自行车,这就算是薛廷臣主任的专车了。
马吉和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大部分都有私车,也都是私车公用。另外城关供销社还有两辆旧的加重飞鸽自行车。其中一辆就是薛廷臣刚到城关供销社时,到各基层门市部去骑过的那一辆。
大通县商业局设人事秘书科、财会统计科、业务科三个科室。因为薛廷臣工作积极努力,办法很多,成绩突出,一九六零年六月,商业局调他到商业局任人事秘书科科长。
一年以后,商业局里把人事秘书科和财会统计科合并为商业局办公室,人员一个也没减少,只是改变了一下名子,薛廷臣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陈进良(原财会统计科科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受贬之后的几年里,薛廷臣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赢得了商业系统的普遍赞誉,慢慢地又走上了领导岗位。当然,这是工作的需要,不是薛廷臣的追求,他从来就不会去找人要官,他的追求就是工作,只要有工作做他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对职务的升降他基本上就没有在乎,他只在乎自己把工作要做好,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国家给自己的俸禄。
工作狂 '本章字数:18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1 08:36:27。0'
029工作狂
一九六二年,公安局内保股开始审查干部。因为薛廷臣的档案里写着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公安局要他把参加“同志会”的经过情况和他个人的历史以及社会关系等,再写个补充交待材料。
薛廷臣对党忠诚,毫不隐瞒自己的一切,他便把参加“同志会”的详细经过,以及一九五五年回家的时候,知道了母亲是“一贯道”的“坛主”,受到过交村里群众管制的刑事处分;胞兄薛廷相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曾被判刑八年,经过劳改已刑满释放,现在是农业社的社员等情况,如实的写了一份补充交待材料。公安局内保股看了他的交代材料以后,认为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些复杂,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审查。于是,便派了两个干警到薛廷臣的老家去调查了一趟。调查的结果和他写的补充交待材料完全一样,证实了他是如实交待了个人的历史、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的。于是,公安局便给他下了政治结论,结论是这么写的:“薛廷臣同志的政治历史,已交待清楚。”结论写好之后,将薛廷臣叫到公安局,让他看了以后签上字。
在审查干部的政策中,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凡有直系亲属被关、管、杀情形之一者,一律不得重用,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根据这一条规定,公安局便向商业局提出建议:“你局薛廷臣同志,不适宜再搞人事秘书工作。”商业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是原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马局长对薛廷臣的整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他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但又不能不接受公安局的建议。让这么好的一位同志突然离开工作岗位,马局长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将公安局的意见告诉给了薛廷臣,征求他个人的意见。
薛廷臣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他知道政策上有这么一条规定,这不能埋怨任何人,也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问题让马局长为难。于是,他便向马局长主动提出:“我愿意离开商业局办公室,下基层去搞具体的业务工作。”
为了薛廷臣的工作变动,商业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总支会议。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过研究,决定把薛廷臣调离商业局办公室,到生产资料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薛廷臣从来不管职位高低,不论搞什么工作,总是把工作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对工作总是很认真,很负责的。他不怕吃苦,任劳任怨,总是能出色的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工作任务。因此,工作变动之后,他没有任何情绪,心情放松,愉快地去了新的工作岗位。
到了生产资料公司之后,他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生产资料公司的详细情况,很快就进入角色。
由于他努力抓好工作,把公司业务和支部工作都搞的非常出色,受到了商业局领导的好评与表扬。
一年以后,生产资料公司工作步入了快车道,各项工作都做得非常扎实。这个时候,农副公司经理贺进祥退职了,为了扭转农副公司的疲软局面,商业局又把薛廷臣调到农副公司当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在商业部门内部调动工作,是不需要任命的,也不需要下什么调令,只是在商业局召开各公司经理及门市部主任会议的时候,根据会议决定宣布一下就行了。
薛廷臣到农副公司以后,仍和进入生产资料公司时一样,把各项工作都搞的很好,多次受到商业局领导的表扬。
薛廷臣的优点是责任心很强,工作一直很出色,大家都叫他工作狂。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顾家,那个时候叫“公而忘私”。这可就苦了他的妻子儿女,让一家人跟着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一九五五年,他在大通盐务局工作的时候,妻子张秀英被大通县手工业联社招收为食品加工厂的营业员。当时她每月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几块钱,但总还是贴补了家里的急需。生了大女儿惠春之后,因为孩子没人照管,张秀英只好辞去了食品厂营业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看孩子。从那以后,他们两口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因为薛廷臣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的事他从来就没有管过。在生了最小的儿子薛尚平以后,才猛然想起了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张秀英曾埋怨他不知道体贴她的实际困难。这才意识到,张秀英已经生了五个娃娃了,五个娃娃都是她一个人一手拉扯大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管过孩子。当然,他有时下了班以后,偶尔顺手随便抱一抱娃娃也是有过的。没有管过孩子,当然就没有一点经验了。有时孩子尿到他身上后,他不知所措,赶紧把孩子又递给张秀英。有一次,女儿惠文把屎拉到他身上,他竟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叫张秀英来处理。几个孩子的尿布他连一次都设有洗过。在张秀英坐月子的时候,尿布是由孩子的外祖母来洗的。等张秀英满月能下炕了,就由她自己来洗。几个孩子的成长,抚养、教育,他一直都没有管过,可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四清挨整 '本章字数:516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03 15:46:42。0'
030 四清挨整
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毛泽东主席肯定了这些地区的做法。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城市逐步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夸大的估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
一九六五年九月初,青海省委决定在大通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青海省委给大通县派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叫“四清”工作团,工作团由省委副书现韩洪宾任团长,陈泽民、李扬、杜永成、白华相、赵永夫、张振宇任副团长。并成立了大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由韩洪宾任书记,陈泽民、赵永夫、李扬、杜永成任副书记。工作团由3200多名省、市、县干部组成。
“四清”工作团成立之后,给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都派了“四清”工作组,拉开了四清工作的序幕。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工作团给农副公司派进了由三人组成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省供销联社土产杂品处的一个科长,名叫郝玉珠。
“四清”工作组进驻农副公司以后,一方面发动群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一方面摸底排队,培养积极分子。通过学习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本单位的工作,个人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学习文件的时候,作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薛廷臣带头用文件精神来对照检查自己。通过对照检查,薛廷臣觉得自己确实有四不清的经济问题,但却没有勇气主动向“四清”工作组交待,开始背起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行为举止表现的很不自然,每天什么也不管,只是用忙于业务工作来打发时间。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薛廷臣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暗暗下着决心:千万不能影响工作,也不能表现出什么来,不能叫别人看出自己有问题。
薛廷臣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的,但总是做不到。他一直在心里自责自己:为什么平时不检点自己!越是这样,他的表现也越不自然。薛廷臣的种种表现,不但“四清”工作组能看出来他有思想顾虑,就连公司的其他同志也觉得薛经理的行为有些反常,但却不知道他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薛廷臣的性格和思想基础,公心迟早是要战胜私心的。他越来越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时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没有勇气主动去找工作组交待。
如何找“四清”工作组去交待自己的问题呢?交待了会是什么后果呢?正在薛廷臣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四清”工作组长郝玉珠把他叫到了“四清”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郝玉珠先问了一些公司的其他情况,接着就要他谈谈对这次“四清”运动的看法和认识。组长还在绕圈子讲大道理,薛廷臣却坐不住了。还没有等组长把话说完,他就抢着说道:“我自己就有一些四不清的经济问题,背了很长时间思想包袱,经过学习文件和思想斗争,现在想通了,也下定了决心,现在就向组织交待问题,今天我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交待出来。”
没有等组长表态,他就开始芝麻豆子一起往外倒:
“第一个问题是我贪污了二十二块四毛六分钱。过程是这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