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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惟敬不慌不忙，从怀里拿出黄包袱皮，捧出一封文书，递给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接过来，验看一下，发现上头盖的是北京兵部的关防，还有石星的印记，不禁肃然起敬——上次沈惟敬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游击将军的小章，只是个山寨货，这次的行政级别像样多了。
小西行长不懂中文，就让玄苏和尚代为翻译。听完玄苏读完以后，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这份兵部文书是这么写的：“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的苦衷了。原来你们起兵，只是为了通贡于天朝而已，都怪朝鲜背信弃义，才导致两国交兵。现在既然都是误会，你们赶紧把地盘和两位王子还给朝鲜，另外寻一条路来进贡就是了。”
这封回函相当地狡猾，行文暗藏玄机。小西提出的两条要求，它一条都没答应，但看起来又像是都回答了似的。日本打的旗号是通贡，没问题，你换条路来，不一定途径朝鲜嘛，这么轻轻一句就撬掉了日本的借口基础。至于小西提出的划大同江为治，文书里根本没提，反把归还国土和王子作为通贡的前提条件。（《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七绕八绕，把一个停战问题硬生生变成了通贡问题，把日本人的筹码拿过来化为己用。这种打太极的精妙技巧，只有石星、宋应昌这样久经大明宦海的人，才能玩得驾轻就熟。
小西行长果然被绕糊涂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他的手底下宗义智、义调都是半文盲，玄苏、宗逸虽然对汉文化十分熟稔，可这种玄奥幽明的推手功夫没十来年官场浸淫可学不会。
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了一通，小西行长有点为难地对沈惟敬道：“两个王子，都是在加藤清正手里，这事我作不了主啊。”沈惟敬立刻回问：“那你能作什么主？”小西行长想了想，回答说：“把平壤城还给你们，划大同江而治，这事我能拿主意。”沈惟敬把脑袋摇得象个拨浪鼓：“不成不成，这样谈不成和平，那还是各自回去，等着打仗吧。”
小西行长挺着急，有点扭捏地说：“平安道是我的防区，我能作主。可是朝鲜其他诸道都有别的大将镇守，他们可不听我的。” 这一句话正中沈惟敬下怀：“说来说去，这两个条件你既然作不了主，那么赶紧回去禀报上峰吧。等贵方计议定下来咱们再谈。”一句话，把皮球踢了回去。
小西行长要回报在汉城的宇喜多秀家和长老团，然后汉城方面要回报在名护屋的秀吉，这一折一返，至少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时间，大明军队基本可以作好准备了——最绝的是，沈惟敬还让小西行长等人觉得，拖延谈判的责任不是大明方，而是日方。（《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沈惟敬看到自己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决定见好就收，不要把日本人逼得太紧。于是双方各退了一步，心怀愧疚的小西行长决定先把平壤城交还给大明，日军退到大同江以东，其他条款等禀明了秀吉再说；而大度的沈惟敬则慷慨地表示，他会先说服朝廷把册封秀吉的事办了，以表示诚意。
最后主宾双方约定，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一月七日，大明朝廷特使会在平壤以北的肃宁馆恭候，与日军交接。当小西行长问他朝廷特使会派谁来，沈惟敬的回答充满了黑色幽默，极具喜剧色彩，他正色答道：“李如松。”（《明末纪事本末》）
他这个回答基本是诚实的，没有完全说谎。后来李如松确实在一月来到了肃宁馆，只不过带来的不是册封仪仗，而是数万兵马与各式大炮而已。
于是，第二次中日谈判便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下胜利结束。沈惟敬离开，并在十二月三日返回义州。朝鲜君臣正在惶恐不安，看他回来了，拽住死命问他到底谈的怎么样，大明到底出兵不出兵。沈惟敬给问烦了，嚷了一句：“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谈判，其他的事别问我，问宋应昌去！”然后转身离开。
他这一句话，让朝鲜人更害怕了。他们看到大明在辽东按兵不动，生怕这次谈判是玩真的，真把大同江以南割给日本，都心慌不已。李昖也不想想，大军都集结了，怎么可能不打呢？
这一堆糊涂君臣这也不是第一次犯浑了。他们跟日本人打了一年仗，连敌人到底有多少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是八万，有的猜是三十二万，甚至还有人猜平壤城里只有九百人。如此懵懂之人，既不懂兵法，也不明形势，指望他们理性理解大明的布局用心，难度实在太大，以至连江湖骗子兼话痨沈惟敬同志都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李昖跟手底下人商量了一通，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没被日本人杀死，也得被自己吓死。还是得问问上头意思（《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工曹判书韩应寅以前出使过大明，有丰富的辩诬经验，李昖便指派他前往辽东去见宋应昌，问个究竟。
韩应寅找到宋应昌的衙门，强烈要求面谈。宋应昌一脸无奈，自从他入镇辽东以来，朝鲜人天天要求见面，书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不说他们又惊恐万分，实在太难伺候了。于是他对韩应寅说我车轱辘话说了许多遍，信里也都不厌其烦地写明白了，你回去吧。明天我先派五千人马渡江，一半进驻定州，一半进驻义州，这总行了吧？
韩应寅问大军啥时候动？宋应昌回答说我就是个经略，主力移动要等李总兵来。也就这四、五天时间了。这个月肯定能出动，我求求你，就别问了行么？
韩应寅还死皮赖脸不肯走，最后提了一句沈游击去平壤谈判这事您知道么……宋应昌一听，脸色一变，狠狠瞪了他一眼：“这不是你该问的事！”又补了一句：“我奉命讨伐倭寇，其他的事都不清楚。”（《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得感谢朝鲜人留下的《李朝实录》，留下了这些对话细节，让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几位对话者的心境。
韩应寅是焦虑、痛苦以及小无赖；而宋应昌则是无奈中带着一丝不耐烦，还有几分警惕。
宋应昌从来没喜欢过沈惟敬——不独是他，所有人都没喜欢过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
大明官场有自己的一套内在规则，文武官员升迁拔擢都有规矩依循——而沈惟敬本是市井无赖，没有任何功名在身，而且寸功未立，就这么赤手空拳闯进官僚体系，作为秩序破坏者出现、他得授游击将军之职也还罢了，居然还作为一国使者，代表大明与他国折樽冲俎，这实在是难以接受。在中国史料里对这个人的描述殊无好话，也是这样一种情绪的表现。
石星怎么想不知道，其他官员一提起这个人，可都是面上无光，觉得自己“被代表”了。
而且沈惟敬从事的工作，在大明官员看来并不光彩。和谈这种事太丢人了，就算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和谈，若公开出来也会被那些言官弹劾，惹出大麻烦。因此，沈惟敬的和谈行动只在一些高层官员中流传，下层官员与军官都未曾予闻。
当韩应寅一提这个名字，宋应昌就极其敏感地顶了回去，不允许他继续说下去。这些朝鲜人太多嘴了，他那时候一定在心里这样想。
朝鲜对沈惟敬的疑虑，一直到十二月八日才被从北京返回的郑昆寿消解。郑昆寿回到义州以后，把中朝关于出兵的争论以及决策全过程都讲给李昖听，李昖这才明白其中的曲折。郑昆寿还拿出了薛藩报告的抄本，摘出里面提及沈惟敬和谈的一段话：“游击沈惟敬奋不顾身，单骑通言，约五十日，缓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术愚彼 亦安知彼非以此术而愚我乎。”
沈惟敬可以不信，薛藩是朝鲜大恩人，却不能不信。
很快在辽东的韩应寅也传回消息，他在辽东找到了一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右协大将，副总兵官张世爵。张世爵早听了这些人纠缠的恶名，也不啰嗦，直截了当告诉他：李如松总兵已经到辽东了，十五天内必然发兵。又说你们错怪沈惟敬了，我们是打算借和谈之名诱敌人出来，再聚而歼之。（《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至此李昖方才疑虑尽消。沈惟敬之前的种种古怪举动，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朝鲜人还安慰自己，沈游击不愿意告诉我们实情，那是怕我们泄露军情而已。（《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十一日）
沈惟敬若是听见，肯定会叫起撞天屈。他早就把真实意图告诉过朝鲜人，谁让他们不听！
就在一切都看似烟消云散的时候，事情陡然起了变化。
十二月十三日，李昖与大臣们闲聊，说起沈惟敬，还在啧啧称赞沈惟敬的计策真是不错。正说间，韩应寅一脚踏进来，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份文书。
李昖打开一看，有点懵了。这份文书是前天刚表扬完沈惟敬的张世爵发出来的，提请朝鲜方面注意，说沈惟敬已经被拘捕，让他们严密监视，不要让沈惟敬的随从进入平壤城。
李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大明定下来的策略么，怎么现在又成了罪人了？
文书里提及到沈惟敬的罪名主要有三点：第一，泄露军情给倭寇；第二，沈惟敬带的都是江浙老乡，不带辽东人；第三，擅自与敌人议和，而且刚谈好条件，小西行长就撕毁条约，攻下了平壤附近的中和土城。（《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三点罪名十分牵强。第一条罪名没有任何凭据，沈惟敬反倒带回不少倭寇的情报；第二条罪名莫须有，沈惟敬身边虽无辽东人跟随，但北京兵部明明派了随行娄国安；第三条更是欲加之罪，小西行长攻下中和土城的时候，沈惟敬甚至还没进入平壤，遑论和谈。
怎么原本还为沈惟敬辩诬的辽东诸将，突然之间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
李昖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辽东境内，正在爆发一场极其突然的倒沈运动。
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找来朝鲜使者，深入追究沈惟敬的经济问题，仔细查问沈带入朝鲜的银两布匹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是否有任何违纪行为。他还给朝鲜使者们偷偷给看了两道密信。这两封密信来自于石星和宋应昌，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沈惟敬与倭寇议和之事，是他自己胡来。大明专心一致讨伐，没有别的想法。
使者大惊，想把信的内容抄给国王看，却被李如柏拒绝了。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大明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晰。
李如松在辽阳明确指出：“沈惟敬那个老骗子，根本不值得信任，我从来没信过他半点。”据说，当沈惟敬去面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提督时，被他吩咐左右绑起来，差点推出去直接砍头。（《明末纪事本末》）
值得玩味的是，同在辽阳的宋应昌当时正在生病，他把朝鲜使者召到病榻前，咬耳朵道：“沈惟敬干的那点事，是石尚书的主意，我是一点不知道。之前在广宁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若是日本人肯退还全部领土，和谈好说，只要有一寸土地未复，就不该让步。他回来以后，居然说愿意跟日本人划大同江而治，我一听就很生气，把他直接扣下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十七日）
在随后发给朝鲜的一封咨文里，宋应昌公然说：如游击沈惟敬前至倭中扬言，‘将平壤与天朝，不与朝鲜’等语……断无此理”（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彻底坐实了沈惟敬的罪名。
几乎就在一瞬间，沈惟敬就沦为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从一个英勇的谈判代表变成了伤害中朝人民感情的大奸贼。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高级官员们的集体变脸只意味着一件事：卸磨杀驴。
与日本人谈判，终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现在拖延时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关于和谈本身，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忌话题。如果这段交往被人翻出来，就算几个知情人说得清楚，也要惹上一身腥膻。尤其是朝鲜人三番五次地在辽东闹腾，反复问这些官员和谈的问题，难保哪句不对传到御史的耳朵里，作为秋后算账的证据。
大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谈判的意图，那么和谈需要被解释成是一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找出一个替罪羊来给朝鲜盟友交代，就显得顺理成章。
大明朝的官员们都是抱团的，擅自处理一个忠心耿耿的官员，会让整个官僚阶层寒心。不过处理沈惟敬，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一个市井无赖而已，是士大夫最鄙视的那种垃圾，死就死吧，一点也不可惜。于是，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划大同江而治的约定，便从缓兵之计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罪名。
石星从一开始找到沈惟敬，就抱定了这种打算，在必要时抛出这枚毫无身份的弃子，让他承担一切罪责。沈惟敬虽然是个大骗子，但他没有估到政治家们的冷酷和绝情。
在许多关于壬辰战争的论著里，研究者们认为沈惟敬在这一时期的议和活动，是大明朝廷主和派的表现，随着李如松入朝日期的临近，这种议和变得毫无必要，因此才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