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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第八章 这是误会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甚至还有人说他伙同袁黄与刘黄裳等人，从战马买卖中牟取暴利，总之什么屎盆子都有。
其中最重的一条罪过，是吴文梓提出来的。
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军一万人兵分三路，进攻庆州的安康。驻守庆州的南军当时有数千人，主将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听说日军来袭后，立刻与朝鲜守将高彦伯出战，与日军正面相磕，打了一个平手。
吴文梓以此为论据，力陈日军狼子野心，和议是假，主张和谈的宋应昌是汉奸。
宋应昌有苦也说不出，石星骂他破坏和谈，言官们又骂他只想着和谈，这大明朝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呐！
一时间，宋应昌的处境风雨飘摇，眼看就要被打成大逆不道的罪臣。不幸中的大幸是，这些言官弹劾宋应昌的时候，捎带着弹劾了一个人，李如松。
李如松是什么人？他爹李成梁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他本人是东北李氏家族的家主，辽东精骑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升迁贬谪对帝国政局影响极大。不要说李如松这次从朝鲜返回，是打了胜仗的，就是他败退而回，朝廷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李如松回辽东以后，他家中有一个叫诸龙光的私塾先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突然跳出来向朝廷控诉李如松暗中与倭寇勾结。朝廷毫不客气地判了诸龙光一个诬陷罪，“枷刑日中”，几乎暴毙而死。朝廷对李氏的态度，可见一斑。
李如松和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一直不和，可现在却被一群言官栓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朝廷既然不敢动李如松，自然也不能动宋应昌。
经过一番真真假假的调查，最终证明，大部分对宋应昌的指控都属子虚乌有。
可惜这时候宋应昌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趟这里的浑水，终于提了辞呈，回原籍养老去了。
至此，明军援朝的一文一武两名大员，全都退出了朝鲜战场，终其一生都不曾再度踏足那片土地。
宋应昌自从接手经略一职之后，兢兢业业，驱动大明这尊迟钝的战争机器，与袁黄、刘黄裳等幕僚制订了详尽周密的作战计划，调派各地军队，统筹后勤，协调与鞭策朝鲜官员等等。这些大多是琐碎事情，毫不显山露水，很少为人所留意。
可如果没有了宋应昌强力而缜密的经营，残破萎靡的朝鲜根本无法支撑明军在朝鲜的军事活动，李如松更不可能打得那么随心所欲。纵观第一次援朝战局，明军运动颇有章法，进退有度，没出过任何大差错，此皆宋应昌运筹之功。
至于广为人诟病的补给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困难。宋应昌从国内筹措粮草没出半点疏漏，中朝边境粮草辎重堆积如山，奈何朝鲜就那么三五头骡子七八个人，换了谁来也解决不了。在这种极其局限的环境之下，宋应昌勉力支撑，让明军没出现大面积饥绥，应该是有功无过。
宋应昌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很像是一个清洁工。无论你怎么努力扫地，都看不出成果，可一旦你撂挑子了，立刻就看出来了。
当然，宋应昌本人不能说没有毛病。他对南军的偏袒程度不比李如松护犊子的劲头差，南北之争他至少得复49％的责任；他还曾经指使手底下的人向朝鲜人索要倭寇头颅，用来换取军功。这也是宋应昌的污点之一。
不过这些错误瑕不掩瑜，不能掩盖宋应昌所做出的贡献。朝鲜战争历时六年，大明经略先后换了四任，宋应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一位，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尽心尽力，值得历史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有趣的是，不光是大明有人对宋应昌不满，就连朝鲜人也对他不那么瞧得起。
这其中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宋应昌在粮草运输问题上对朝鲜官员不假辞色，动辄呵斥，甚至还越权干涉朝鲜官员的任免，惹得朝鲜朝廷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一个跟战争八杆子打不着的学术歧见。
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朱子学说为基础的儒学。而宋应昌、袁黄等人，则是王阳明的信徒，其中袁黄与王学渊源极深，他父亲袁坡是王阳明的弟子之一，他的老师是王阳明的嫡传学生王畿。
宋应昌、袁黄和其他“王学”门人一样，满怀着将阳明之学传遍天下的伟大理想。在万历十二年，王学门人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让王阳明正式配祀孔庙。等到宋、袁来到朝鲜以后，却惊讶地发现，一向对大明亦步亦趋的朝鲜，居然对阳明学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于是，宋应昌、袁黄在打仗之余，还希望把王学萌芽播种在这片荒地之中。王阳明文武双全，所以他们就从最要紧之处入手，先教朝鲜军人阳明兵法，等到时机成熟了，又正式向朝鲜国王提出要讲习王学，传授儒生们阳明心法，甚至建议在朝鲜孔庙里也摆上一尊阳明像。
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朝鲜大臣们即使被日本人占领国土时，都没这么气愤。他们对宋、袁的这种做法极其不满，明里暗里拼命抵制，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朱子学说的尊严，甚至骂宋应昌等人是“世衰妖兴，一至于此”。后来袁黄被李如松弹劾了十条罪过，其中一条就是他在“左道惑众”，连带着一些对王学有兴趣的朝鲜儒生，都被问罪处罚。
在这种情绪带动之下，朝鲜官员对宋应昌的一切都看不惯，种种记载里颇多讥讽。讽刺的是，这种激烈反弹与争论，反而让王学在朝鲜人所共知，引发了更多人思考，并最终发展出朝鲜阳明学分支的江华学派，也算是无心插柳。宋应昌、袁黄若知后事，也足堪欣慰了。
插播完毕，咱们回到正题。
宋应昌走了，顾养谦来了。
顾养谦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时任兵部左侍郎兼蓟辽总督，也算是一号人物。石星推荐他，一是因为他办事水平不错；二是因为他没参与过抗日战争，政治上没有包袱，可以毫无心结地展开议和活动。
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