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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变速齿轮这种先进的技术，如果泄露到欧洲，对欧洲生产力的刺激，恐怕会比大明更为惊人。
本质上，肖图白是非常自私的，他认为科学知识可以是全人类的，但是具体的技术成果却是民族的，或是私人的。
变速齿轮是技术，迟早会被开放。但是，在技术被公开之前，天津必须用这一项技术，赚取道足够的利润，至少要多赚取数千万两计的利润，并且用这些利润，改进、发明更多的技术，才会降低保密等级。
当然，秘密迟早会被泄露的，保密的作用仅是为了延迟泄密的时间。
比如，中国的造纸术、瓷器技术，可是保密了上千年。意大的玻璃镜，也是保密了几百年。这千百年的保密，赚取的利益，可是大的惊人。
这些民用的技术，能够保密很久。
而军用技术，秘密是很容易泄露的。比如，火枪、火炮，只要用在了战场上，肯定会被敌人缴获。而敌人缴获了，自然会去仿制。而这个年代的火器工艺，也不是要复杂。只要一个文明，金属冶炼达到一定程度，都可以仿制火器。
16世纪时期，欧洲人大航海启动后，欧洲改进的火器金属，也传遍了世界。但是，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稍微拿一点欧洲火器的样品，就能迅速的模仿。
也只有一些文明程度较低的非洲、美洲土著部落，获得了一些火器后，却依然难以仿制。
肖图白指示，天津军械厂负责生产风力锯床、钻床等等机器，并且仅向少数的单位部门，出售这些机器。目前，风力锯床、风力钻床，除了天津军械厂自用之外，还对天津的三大造船厂进行供货。
每销售一台“风力锯床”、“风力钻床”在五年内，采取每部机器都要登记在案的制度。机器销售之后，要定期的跟踪抽查，避免机器被外售，泄露了天津的技术机密。而机器损毁后，则会被收回工厂中，以确保不被别的势力获得。
而三大造船厂，对于苛刻的条款，虽然有点怨言，但是好歹这些造船厂都是根红苗正的国企。而“大明顾问党”改组后的“大明复兴党”在这个企业中，都建立了党组织。所以，这些工厂的政治觉悟，和一般的私人企业，大为不同。
事实上，肖图白的很多政治改革和思想，对于这个年代来说，是非常的违背传统。如果是一口气，在全国进行铺摊子，实力分散于全国之中，恐怕会迅速的陷入失败中。但是肖图白非常有耐心，并不急于求成。在明处，他在天津搞经济特区和军队，在暗处则是有皇帝分身的扶持下，发展党组织。
党组织究竟是信仰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组织的纯洁xìng和执行力！
组织的执行力不是一下子就能搞好的。这一点，需要不断的发动党组织，进行各种组织活动，开提高整个组织的执行力。
而组织的纯洁xìng，则需要不断的清洗！
肖图白虽然不会搞出苏联式大清洗，一般残酷的红sè恐怖。但是，党内的清洗和纪律，一直是非常严格的。自从组织成立以来，招募了大约5万名党员，但是被开除、清洗掉的意志不坚的，以及别有用心之辈，则是有3万多人。
这三万多名被“清洗”掉的人中，5000人是因为怀有间谍任务或者是触犯法律而被送去改动改造。3300多人则是严重的敌特行为，多次出卖天津特区和党组织的情报，甚至有将天津陷入死地的行为，因此他们被判处了抄家或者死刑。还有2万多人是心怀投机或者各种不纯动机，入党后，行为并不符合党员准则，则是被开除党籍。
简单说，肖图白组建的党派，是非常严格的，不需要庞大的人数，仅需要纯洁和执行力。目前，留下的仅有2万多人，但是分布党政军企各地，至少天津特区的党组织，动员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动乱的年代，肖图白搞政党并不是像东林党人那么风花雪月，而是各种监视间谍，敌我斗争。简单说，前身的大明帝国顾问党，现在是大明复兴党，是一个敌我斗争和执行政治任务的严肃组织。而不会像东林党和南方的文社那样，浮而不实的小资情调。东林党，也只配在朝堂上作弊，搞人脉关系，党同伐异之类的。
而肖图白搞出来的党派，才是真正的战斗机器、政治运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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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六八章科技、经济、内政二）
锯床、钻床，这种相对复杂的机器都被宋应星制造出来，肖图白想到了从欧洲白奴们打听到的冲压机器。
17世纪的欧洲人冲压机，结构是非常的简单，大块的金属重物作为重锤，可以用滑轮将重锤提起。而被高高提起的重锤被放下，可以利用重力，压制模型，快速的锻造加工金属。
实际上，冲压机就是将锤子和模具结合。利用重锤的重力，压制、锻造金属。比之传统铁匠用小锤子敲敲打打，生产效率要高的多。。。
宋应星听完解释后，不仅笑道：“听起来，冲压机更适合铁匠们锻造，仅来铸币，显得有点小气了。”
肖图白笑道：“铸币，仅是一个开始吗！毕竟机器最开始设计出来，最起码有实用xìng，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这样才能利用机器赚的钱，进一步改进机器。”
制造冲压铸币机，肖图白想要创造更好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秩序。
稳定的货币和金融秩序，可以刺激工商业快速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会导致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会让许多人专门从事专业的领域的工作，从而变成专业人士。
根据后世学者总结是“一万小时法则”，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最起码要经过一万个小时以上的训练。经过长时间练习一门技艺，才能熟能生巧，最终吃透这门技艺，站在内行人的高度上，进行总结、创新。。。
大多数的有意义的创新。不应该是外行人拍脑袋决定。而是内行人，吃透了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之后总结出来的创新和发明，才是更有意义，更符合行业内在规律的。
而传统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社会分工非常粗糙。有时候，农民既种田，又饲养，还要纺织、做木工、做瓦匠、做小商贩。打仗的时候会被征召为士兵。从事的领域太多。造成事事都不jīng通，门门都很平庸。
社会分工，增加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规模！而最好的促进社会分工的办法，是发展工商业。
而发展工商业。需要稳定的金融、货币制度。
大明的货币制度非常乱。非常不稳定。有历朝历代铸造的古代铜钱。有官府铸造的铜钱，也有私人制造的私钱。甚至有满清鞑子的铜钱，rì本的铜钱。李自成和张献忠也铸造了一些铜钱。整个市场上，大多数的铜钱，工艺非常烂！远远不如明朝早期的铜钱，或者是唐宋时期的古钱。
前朝质量jīng美的旧铜钱，在市场上1000文可以换取1两银子，显得非常舰艇。而现在新发行的铜钱，因为制造的非常粗鄙，所以两三千文铜钱，才能换1两银子。
金银货币方面，也是非常的混乱。
官府铸造的金银元宝，成sè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大额的金元宝、银元宝交易，并不普遍。一般人们将金银元宝用特制的剪刀，剪成碎银子交易。而官银到了民间，会被许多私人财主们重新熔铸，掺杂一些金属，进行造假，让金银的成sè是比较混乱的。
铜钱混乱的汇率，金银货币的成sè不一，这些都是严重的制约了天津的贸易规模发展。
而同时期的欧洲，在货币方面，金币、银币、铜币的制造技艺，利用冲压技术，也更为jīng美，更能够防伪。
毕竟，用冲压铸币机器制造出来的货币，成本比传统工艺要低。私钱、假币，无利可图，最终铸币机能够靠着技术先进，溢价发行。
比如，一块银元，用八钱银子作为材料铸造。zhèngfǔ给予其信用背书，规定一银元兑换1两碎银。这样，则可以获得一定的铸币发行溢价！
当然了，铸币也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假设成本一块银元是1钱银子，那么也至少能赚1钱的利润。这意味着铸币至少拥有10％的利润！
前提是，铸币工艺要jīng美，技术含量高。令私钱铸造者，没有办法以更低成本铸造出假币。
而8钱银子的银元等价1两碎银，而等于是将整个市场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变相有着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发展的效应。
金元、银元、铜圆这些金属货币是第一步。甚至，在将来连纸币也在肖图白的考虑范畴中。
中国在北宋时期，已经发行过纸币，而且发行的非常成功。是宋朝年间，由于商业空间发达，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在金融上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比如，商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是一种以铜钱作为保证金，发行的纸币。
原本是四川的民间商人发行，而宋朝的官府承认了这种货币，并且提供了信誉背书。交子发行讲究“以实驭虚”，一般是以28％的实物货币作为保证金，进行超量发行交子纸币。而交子的持有人，随时兑换成为实物货币。28％的实物货币，是当时总结出来比较合理的保证金比例。
在交子一开始，宋朝官府仅提供了信誉担保，并未直接插手货币的发行，币值相对稳定，基本和铜钱金银一样。毕竟，使用交子的百姓，一直担心商人的信誉，一旦有着风吹草动，就会将交子全部兑换成为纸币。因此，发行的商人也是战战兢兢，不敢滥发，准备足够的保证金，令人随时能换到现钱。
而宋朝时期官府见到商户们靠着发行纸币赚取大量的利益，于是决定自己发行“交子”。商户们发行时，官府和百姓都将之当做“贼人”一般的监督，使得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耍诈欺骗。而官府发行纸币，失去了监督，不滥发就是怪事了。
事实上，宋朝的士兵、官吏，一向是以高工资称著。宋朝zhèngfǔ为了养活这么一批高薪水的公务员团队，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发行纸钞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财政亏空，滥发是必然的，并且交子逐渐转型为不能直接兑换铜钱的信用货币。不过，由于惯xìng，民间使用交子并未断绝，只不过一直在贬值而已。一贯钱的交子，到南宋时期，也能兑换两三百文钱，南宋末年，交子才贬值到一文不值。
而明朝可好，朱元璋决定发行大明宝钞，压根就没有考虑保证金之类的。宝钞一开始就是“信用货币”，而不是保证金货币。由于商户对于朱元璋并不信任，加上大明朝廷对于宝钞也是滥发，并且限制宝钞用途。发行不久后，就迅速陷入了贬值之路。而到了明朝中期，宝钞贬值到连纸张油墨成本也不及的程度。于是，大明宝钞已经不再发行。
崇祯帝，想到了百多年没有发行的宝钞，恢复了宝钞局，令人印刷一批宝钞，兴致勃勃的召集一些商人，商议尝试恢复宝钞流通。结果，京城的一些有名的商人，生怕被摊派宝钞，连夜跑路，告诉皇帝，说他不在家，宝钞的事情，等他回来在商量云云。
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明朝的皇帝，表面上被史书上描述的荒唐啊、残暴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比较遵守规矩的。换做是清朝，皇帝找你商量“借钱”你敢不见？杀头，抄家，没商量！
明朝时期，敢不借给给皇帝的大臣、贵族、商人，不要太多！
比如，崇祯末年，国破家亡四处的借钱，而京城中，实际上有7000万两白银至多，但是大臣、贵族、商人们却偏偏争相哭穷。有宅子的官员，在宅子门外挂着“本宅出售”的告示。有新衣服的官员，纷纷穿旧衣物，上朝时，人人将补丁打在最明显的地方，告诉皇帝借钱免提！
这种情况下，可见明朝所谓的皇权dúcái，一道圣旨就能决定天下大事，是扯淡！
圣旨？圣旨也要内阁、六部批准吧！皇帝私下发布的，没有经过文官们的同意批准，这是无效的中旨，是可尊也可不尊的。没有经过内阁六部批准的圣旨，等于是皇帝私人身份写的一封信，请别人帮他做事，而不具备命令的效果。
简单说，明朝的皇帝，被一堆条条框框被绑住了权力，根本不是圣心dúcái，随心所yù。
从某种意义而言，明朝的内阁制，已经非常类似于后世英国的君主立宪。就差一个宪法，明朝就可以华丽转型君主立宪制国家。
当然了，明朝文官制度先进，并不代表金融制度先进。
明朝虽然货币、金融制度混乱。
不过，明朝的金融秩序混乱，被大量海外流入的金银铜之类的贵金属，给掩盖起来。使得明朝末年，工商业之繁盛，不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