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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翻专制的大秦帝国，仍然没有丝毫可能——除非，帝国自己不想再活了，这时候才会有机会。
大人物的机会，是别人给的。正如秦国扫平六国，并非是秦始皇英明神武，更非是秦国战无不胜，而是六国陷入了权力的恶性规则之中，最终自己害死了自己。如赵国，是自己杀掉了名将李牧，才让秦国一举攻灭赵国。如魏国，则是自己除掉了最具声望的信陵君，才导致国家灭亡。如楚国，如齐国，对秦国对赵国的攻击袖手旁观，坐视不顾，等到发现赵国灭亡后，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已经是为时太晚。还有一个燕国，竟然鬼迷心窍地认为自己是秦国的盟友，屡次三番配合秦国进攻赵国。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六国但凡有一步不走错，秦国也不会有机会。
同样的，此时刘邦项羽，面对着秦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正如秦国当年面对六国时的态势，只要秦帝国这边有一步没有走错，刘邦和项羽就会丧失全部机会。要知道，尽管刘邦项羽已成气候，但秦帝国仍然掌控着不计其数的社会资源，倘帝国突然发力反扑，刘邦项羽必作噍类无遗矣！
但是，有赵高在，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宦官赵高，他从权力的制高点切入，矢志置大秦帝国于必死之地。自从秦始皇死于沙丘那一天，这一切就已注定。
没有人能够改变。
权力的真相
赵高，其来由是个谜——没有人能想到，他竟然会成为那个终结帝国的人。当大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史料均已湮没，赵高其人的来历行为，以及促使他做出诸多举动的心理冲动，已经无迹可寻。
早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身边只有小儿子胡亥、宦官赵高及丞相李斯几人。赵高抓住这个机会，说服李斯合谋，发动沙丘政变，假始皇帝之命，勒令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自尽，扶胡亥登基。而后赵高引导秦二世血屠咸阳，杀光了秦始皇生下的十七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依稀透露出赵高对秦始皇的残忍报复。
赵高是最憎恨秦始皇暴政的人，但他更恨的，是秦始皇打造的这个恐怖权力体制。
所以赵高想和大家玩个游戏，为大家揭示权力的秘密。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指鹿为马。
于是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说：“陛下，看这马，膘多肥，真是匹好马。”
秦二世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哈哈大笑起来：“丞相你弄错了吧，这明明是一只鹿。”
“鹿？”赵高转身，细心地摩挲着鹿的叉角，“不对呀，这明明是一匹马嘛。”
秦二世说：“瞎掰，这明明是鹿，不信让大家来说说。”
大家，就是站在一边的侍臣了。这些人，工作职务类似于秦二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为秦二世工作的，不是为赵高，所以理论上来说，他们不应该帮助赵高胡说。但是，大家都知道秦二世的智商靠不住，更知道赵高心狠手辣。所以有的人默不作声，有的人睁眼瞎说，以迎合赵高。
当然，还会有人说实话。
任何时候，总会有说实话的人，任何时候都会有。
有就好办了，赵高将这些说实话的人，一一逮捕杀害。在这个过程中，秦二世保持了他一贯的高风亮节，置之不理，不予过问。从此人人噤若寒蝉，对赵高恐惧到了极点。赵高再说什么，大家为了保全性命，唯有随声附和。
杀掉那些诚实的人，警戒所有人不许再说实话，这种逆淘汰，就是权力运行时最大的特点。而赵高，则是通过这个小小的游戏，为我们提示了权力的秘密。
权力就是指鹿为马，就是颠倒黑白！权力是一个无人能够受益的社会游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保持极端对立的博弈方式。
权力就是指鹿为马。如果鹿就是鹿，马就是马，这是基本常识，与权力无涉。常识状态下的生存就不再需要权力，权力的意义就是扭曲现实。不扭曲现实，要权力何用？
权力就是颠倒黑白。如果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还需要权力干什么？不需要权力的强制，人们也知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权力唯一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将黑转为白，再将白转为黑，唯其颠倒世事，权力才有价值。
再来看看，自秦始皇打造出这恐怖的专制体制以来，可曾有一个人于中获益？
秦国百姓是第一批受害者。早年的秦国，百姓是有自由迁徙权及言论自由的。但是民权过大，就意味着君权的萎缩。所以秦国的君王渴求能够把百姓关入笼子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还真有，商鞅就是这样走入历史的。
《资治通鉴》卷二中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说的就是商鞅为了替秦国打造专制的铁笼子，对抗争的民众进行血腥的屠杀，杀得渭水尽赤。
以血腥的暴力，将秦国民众驱入囚笼而后，商鞅终于作法自毙，被他亲手打造的专制怪兽所吞噬：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这段故事，说的就是商鞅以邪恶的诛连政策，将秦国人相互牵制在一起，没人敢收留被通缉的反抗者。而当秦国反过来追杀商鞅时，商鞅逃到客栈央求收容，客栈却回答说，商鞅法令严酷，有收留没有身份证明者会遭受惩罚。直到这时候商鞅才如梦方醒，他精心替秦国打造的专制铁笼，岂知最终他自己就是落到网里的牺牲品。
经由商鞅改造的秦国，从此成为了一个极端可怕的怪物。公元前244年——那一年刘邦十三岁，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极恐怖的事情，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这一年的史书上，实际上有两件大事。叠加在一起的话，你立即会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是年秦国大饥。
是年秦攻韩，陷十二城。
这两件事告诉我们：如饥荒这种向来具有摧毁社会系统的大事件，对被商鞅改造过的秦国，竟然毫无影响，照样是穷兵黩武，攻掠四方。
这就是郡县制的效果，可以称之为体制的力量。
饥荒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百姓就会大逃亡，敌国也会乘机进攻。但商鞅改造了秦国，百姓是不允许自由迁居的，必须在指定地点比邻而居，每十户人家为一保，一户犯罪，十户人家共同坐牢。每个人都具有奴隶与狱卒的双重身份，任何反抗的言行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弹压。纵然是饥荒年间，也不允许去讨饭，一户人家讨饭，十户人家坐牢，所有的人都相互牵制揪扯着，纵然饿死，也无法改变境遇之分毫。
饥荒可以摧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但对于郡县制的秦国无损。相反，这实际上是秦国又一次用兵的机会，因为秦国最重军功，如果上了战场，不仅有饭吃饿不死，弄好了立个战功，从此就争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体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让你沦为周边人群的囚犯，当然他们也是你的囚犯，人们相互监督，彼此憎恨，充满了绝望与暴力的冲动。这种体制永远会给你一个外部的敌人，并鼓励你快点去死。在这个规则中，受益的唯有君王，把老百姓关入笼子里，自己高高在上，恣意享受，予取予求，这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啊！
但赵高告诉我们，即使是君王，也不可能从权力中受益。
如我们所知，秦国打造出可怕的极端权力体制之后，首先遭殃的是六国百姓，然后是六国的贵族。当秦始皇一统六合而后，给世人的印象，他似乎成为了这个残酷游戏的唯一赢家。
但是，当秦始皇身死沙丘，帝国的权力落入秦二世之手，秦始皇的十七个儿子统统被处死，十个女儿被拖到咸阳街市五马分尸——秦始皇子孙后人噍类无遗，这就是始皇帝为获得至高权力而付出的代价。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有人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鲜血和死亡，无休无止地付出。最后占据权力制高点的人，则必须以自己的子孙福祉为祭品，才能够换取此生的恣意妄行。
这就是赵高通过对权力功能的梳理，最终告诉世人的。权力是一种邪恶的社会法则，不会有任何人从中获益。
但赵高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到刘邦的认可。
因为刘邦正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他有望取代秦始皇成为下一个赢家。这时候你突然对他说，别玩了大哥，这个游戏不好玩……他会很生气的。
事实上刘邦已经生气了。他开始第三次屠城，终于在屠城的数量上，超越了项羽。
第三次屠城
刘邦第一次屠城，是在城阳。这事司马迁将其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刘邦的第二次屠城，是在颍川。这事司马迁也写在了《史记·高祖本纪》中。
但当刘邦第三次屠城的时候，司马迁的手，已经有点颤抖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继续写下去，司马迁就危险了，刘邦的后人、当时的汉武帝，不会跟司马迁有完。因为有关刘邦如何夺取天下，是史有定论的。这个定论叫——仁者无敌！可你见过杀戮百姓、屠城上瘾的仁者吗？
诸如国内史家陈隆予先生所著《刘邦与大业基业》一书中称：“由于刘邦治军纪律严明，命令所属起义军‘所过毋得掠卤（同掳）’，与残杀百姓的秦军和‘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深受沿途百姓的拥护和欢迎。八月（公元前207年，刘邦五十岁），刘邦以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攻克武关，打开了通向关中的南大门。这时刘邦的军队已发展到数万人。”
类似的评价，在相关的刘邦研究史料之中，比比皆是。这是史学家们坚定不移的信念。仁者无敌，不仁者有敌，你看项羽竟然屠了两次城，于是就成为了不仁者，就有敌，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你看刘邦……也才屠了城阳和颍川两座城，虽然屠城数目与项羽齐平，但刘邦是仁者，就无敌了，所以拥有天下。
史学家们得出这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只看了《史记·高祖本纪》，这里提及刘邦攻克武关时，是这样说的：
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看看，这段记载没有说屠城，反而说了“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连秦人都喜了，这岂不证明了刘邦军队是仁义之师吗？
如果史学家们肯多费点脑筋，再打开同一本《史记》，看看“秦始皇本纪”，就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看看，司马迁因为担心遭到刘邦后人的毒手，竟然把刘邦第三次屠城的记载，给藏到“秦始皇本纪”里来了。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可怕！
还有《资治通鉴》卷八，也有同样的记载：“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到了这时候，我们总算明白了，其实刘邦在进军关中时，所发布的命令，并非是“所过毋得掠卤”，而是完全相反的命令，是所过统统掠卤，毋得不掠卤——就是对于抗拒的城池，所有的百姓官吏，统统杀光。
百姓杀光了，剩下来的，只有刘邦及自己的小兄弟们，小兄弟们齐声高赞刘邦是仁义之师，对兄弟们所过毋得掠卤。被掠卤者已经彻底被消声，杀光屠光，你再也听不到一声哀鸣或反抗的呼号。
如此而已！
一次屠城，我们已经替刘邦找过理由了，责怪城内的百姓反抗太激烈。两次屠城，我们也成功地把责任推到了百姓身上，责怪百姓不快点开门，敲锣打鼓欢迎刘邦入内。到了第三次，我们如果再替刘邦辩解下去，那未免太过于丧心病狂了。
为什么刘邦屡屡屠城，却被称为仁者？为什么许多史学家就注意不到，或是发现不了刘邦三次屠城的记载？
这是因为，刘邦知道权力的秘密成因，而史学家不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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