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2)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