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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艾略特·邓恩2010年9月15日
日记摘录
我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写这则日记，在该州西南角一家挨着高速公路的汽车旅馆里。我们的房间可以俯瞰停车场，如果从硬邦邦的米色窗帘后向外偷看的话，我还可以看到荧光灯下聚着熙熙攘攘的一群人——这儿正是那种人来人往的地方。我的情绪再度波动起来：转眼间发生了太多的风波，现在我一下子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南部，而我的丈夫从大厅自动售货机里买了许多一小袋一小袋的糖果和薯片，眼下正在糖果和薯片的包装袋里呼呼大睡，借此跟我斗气呢。他把糖果和薯片当作晚饭吃下了肚，还对我火冒三丈，因为我输不起。我原本以为自己扮开心扮得挺像样，那劲头活像是——万岁，我们投入了一场新的冒险！但我猜自己仍然露了马脚。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一场风波，仿佛尼克和我一直坐在一个隔音防风的巨型坛子下面，结果坛子翻了，“哗啦”一声就在我们面前堆了一个烂摊子。
两个星期前，我们跟平时一样过着失业的日子，马马虎虎地穿了几件衣服，百无聊赖地准备吃上一顿沉默的早餐，在早餐期间一直读报纸——现在我们连汽车增刊都不放过。
上午十点钟，尼克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我从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断定来电人是玛戈，他听上去口气轻快，一副孩子气的模样，与玛戈谈话时他总是这个样子，在过去，他与我讲话时也总是这个样子。
他走进卧室关上了门，扔下孤零零地端着两个碟子的我，两份新鲜出炉的火腿蛋吐司正在碟子里颤动。我把他的那份早餐放在桌子上，自己则坐在了对面，揣摩着是不是要等他一起吃。“如果接电话的人是我，我会回来一趟让他先吃，不然的话就会竖起一个指头，表示只要一分钟就回来，我会把其他人放在心上，我会心知自己的配偶正孤身一人在厨房里对着两碟鸡蛋呢。”我暗自心想。我居然有这种念头，不禁感觉有些惭愧。不久以后，门后传来了不安的低语声、惊叹声和口气温柔的劝慰声，我不由得寻思玛戈是否在返乡后遇上了一些恋爱的烦恼。玛戈动不动就谈崩一段情，就算分手时是玛戈踹了别人，她也少不得要找尼克指点一二。
这么一来，当尼克再次现身时，我便换上了一副惯用的神色，以示自己对玛戈的同情。碟子里的鸡蛋已经发硬，而我一见尼克的模样，便心知这次不单单是玛戈的恋情出了麻烦。
“我的母亲，”他坐下开了口，“妈的，我母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第四期，扩散到了肝脏和骨骼，情况很糟糕，情况……”
说到这里，他用双手捂住了面孔，我走过去伸出双臂搂着他。尼克抬起头，脸上却没有一滴眼泪，脸色显得很平静——话说回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丈夫掉眼泪。
“这事再加上我父亲的老年痴呆症，玛戈的担子实在太重了。”
“‘老年痴呆症’吗？老年痴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有一阵子了，刚开始医生以为是某种早期痴呆，但情况更糟糕一些。”
我顿时觉得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不妙的苗头，说不定还是无可救药的分歧，因为我丈夫居然没有想到要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游戏，仿佛他正在暗地里参加一场角逐，比的是谁最让人猜不透，“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不太喜欢提到我父亲。”
“可是……”
“艾米，行行好吧。”他说道。看他的表情，仿佛我正在无理取闹，而他一心笃定我正在无理取闹，我不禁也有些纳闷起来，难道我是在无理取闹吗？
“话说回来，玛戈说我母亲需要化疗，不过……她真的真的病得很重，她需要有人帮手。”
“我们是不是该找个人到家里照顾她？找个保姆？”
“她没有这种保险。”
尼克交叉着双臂，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知道他在激我——他要激我自己开口答应付钱，但是我们付不起，因为我已经把钱给了我的父母。
“好吧，宝贝，”我说，“那你想怎么样？”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仿佛眼下正是一决高下之时，但我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伸出手去碰碰他，他却只是望着我的那只手。
“我们必须搬回密苏里州。”他的一双眼睛睁得老大，猛地抽开了手，仿佛正在努力甩脱某种黏人的东西，“我们花上一年时间好好尽义务，反正我们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没有什么理由留在这儿，就算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吧。”
“就算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听他的口吻，好像我已经一口拒绝搬回去了似的。我的胸中顿时燃起一阵怒火，又被我压回了肚里。
“我们得这么办，我们得尽到义务，帮我父母一次。”
不消说，我们必须这么办；不消说，如果他不用挑衅的口气跟我商量问题的话，我原本会亲口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前一秒迈出那道门，后一秒就已经把我当作了一个棘手的麻烦，必须想个办法处理掉。在他心里，我成了一个有一腔苦水的怨妇，他得把那些苦水倒干净。
我的丈夫是这个星球上最忠诚的人，直到他决心背弃一个人的那一刻。我曾经见过他感到被朋友出卖的一幕，那时他的双眼真真切切地暗了几分，即使那位友人是一位情比金坚的老友，尼克从此以后也会绝口不提。而当时他那样望着我，好像一有必要的话就可以把我这件废物丢掉，那种眼神让我遍体生寒。
于是事情飞快地定了下来，压根儿没有拌上几句嘴，我们要离开纽约，去往密苏里州，到该州某所位于河边的房子里住下。这个决定真是离奇荒诞——我在这里可没有滥用“离奇荒诞”这个词。
我心知一切出不了多大的岔子，只不过在想象自己的生活时，脑海中的场景跟眼前的一幕实在差得太远，倒也不是说有多么糟糕，只是……如果你给我一百万次机会猜测人生之路将走向何方，那我还真是猜不到眼下的情景，这一点让我惊恐万分。
往出租卡车上装行李也颇有不顺，尼克打定了主意，紧紧地抿着一张嘴，瞧也不瞧我，一个人就把行李给收拾好了。他在楼梯上跑来跑去，自己一个人忙活个不停，扛着一箱箱书和厨房用具、一张张椅子和小桌。出租卡车就在我们的小街上停留了几个小时，堵塞了街上的交通，它的危险警告灯一直在不停地闪烁。我们要带上家里的古董沙发，那是张宽阔的老式长沙发，爸爸称它为我们的“宠儿”，我们也确实把它当作了心肝宝贝。巨大的沙发将是我们要搬上车的最后一件行李，它需要两个人一起动手，得花不少工夫，下楼梯的一段路更是需要两个人的配合。（“等一下，我得休息一会儿。”“朝右边抬一些。”“等一等，你走得太快了。”“小心啊，我的手指，我的手指！”）搬完沙发后，我们会去街边小店买些东西当午饭，带上百吉饼三明治和冰苏打水在路上吃。
尼克让我保留了那张沙发，但我们家里其他的大件却都扔在了纽约。尼克的一个朋友会搬走我们的床，那家伙待会儿就会到空荡荡的家里来取床，到时候我家就会只剩一片尘灰和电缆线，而他会在我们的这张床上继续他的纽约生活，在清晨两点吃中国菜，戴上“小雨伞”跟喝得东倒西歪的女孩们翻云覆雨，那些女孩一个个从事着公关工作。一对吵吵嚷嚷的夫妇将接手我们的房子，他们都是律师。当时买方在这桩交易中占尽了上风，让这两个厚脸皮的家伙乐不可支，我打心眼里恨他们。
每当尼克“呼哧呼哧”地搬上四个回合，我才能搬完一回。我慢慢地挪着小碎步，仿佛痛入骨髓，整个人弱不禁风。尼克从我的身边奔来奔去，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途中还对我皱皱眉，凶巴巴地说：“你还好吗？”不等我开口回答，他又已经迈开了脚步，害得我张大嘴目瞪口呆，仿佛一个正在发呆的卡通人物。我感觉不太好，我会好起来的，但现在我确实感觉不太好。我希望丈夫能伸出双臂把我搂进怀中，要么哄我几句，要么宠我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行。
在卡车的后车厢里，尼克一直忙着摆弄那些箱子。他对自己收拾行李的本事颇是引以为豪，毕竟他摆平了洗碗机，打好了旅行包。但到三点钟的时候，卡车巨大的车厢仍然空着一半——显然，我们卖掉和送掉的家当实在太多了。在这整整一天中，我只觉得此刻让人心满意足，一种卑劣的满足感热辣辣地烧着我的心，仿佛一滴水银。“不错，”我想，“真棒。”
“如果你真乐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床带上。”尼克的目光越过我落在街道上，“我们倒是有足够的空间。”
“不，你答应了沃利，就给沃利吧。”我一本正经地说。
“我错了。”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让我们把床带上吧，在新的住处，你应该睡你这张舒服的旧床。”尼克，请对我微笑吧，对我好一些，今天请对我好一些。
尼克叹息了一声，“好吧，如果你真想要把床给沃利的话。艾米？是这样吗？”他稍微有些气喘吁吁，倚着一摞箱子，最上面的一个箱子用记号笔龙飞凤舞地写着“艾米的冬衣”几个字，“以后我再也不会提到床的事情了，因为我现在就要你给个答复，艾米？我很愿意为你把床带上。”
“你还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君子啊。”我微微吐了一口气——这是我回嘴时惯用的招式，仿佛一个难闻的喷雾器喷出了一股香水。我真是个胆小鬼，我实在不喜欢对抗，于是拿起一个箱子走向了卡车。
“你说什么？”
我冲他摇了摇头，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掉眼泪，因为眼泪会让他怒火更盛。
十分钟后，楼梯上传来了一阵敲击声——“砰！砰！”尼克正独自一个人把家里的沙发拖下楼。
在离开纽约的途中，我甚至无法回望身后，因为我们的卡车没有后窗。我的目光追随着后视镜里的天际线，那条天际线正渐行渐远，莫非这就是人们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里描写的一幕，那气数已尽的女主角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居？但我并没有从后视镜里见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不管是克莱斯勒大楼、帝国大厦，还是熨斗大厦，都没有在那块闪亮的长方形镜子中露出倩影。
昨晚我的父母曾经来访，把我小时候钟爱的布谷鸟钟送给了我们，我们三个人又是哭又是抱，尼克则把两只手揣在口袋里，嘴上答应着要照顾我。
他明明答应要照顾我，但此刻我却感到害怕，我感觉事情正在变糟，变得非常糟，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不觉得自己是尼克的妻子，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是一件被人带来带去的行李，比如一张沙发，要不然便是一只布谷鸟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被人扔进垃圾场或扔进一条河。我不觉得自己有血有肉，只觉得自己可以像一阵轻烟般消逝在空中。
尼克·邓恩事发之后三日
除非有人找到艾米的下落，要不然的话警方找不到艾米，这一点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警方已经搜过了附近所有的森林和河流，在泥泞的密西西比河里搜了一截几英里的河段，搜过了所有的小道、远足小径和东一块西一块的树林。如果艾米还活着，那只能盼着有人放手把她送回来；如果她已经不在人世，那就只能盼着大自然放手让她现身。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好似舌尖上的一股酸味。我抵达志愿者中心时，发现其他人也已经有所察觉，整个中心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自甘认输的气氛。我漫无目的地逛到摆糕点的地方，设法说服自己吃上几口。要吃丹麦酥吗？我开始相信没有一种糕点比丹麦酥更加让人沮丧了，这款糕点一摆上去就似乎有种不新鲜的感觉。
“我还是要说，关键在于那条河。”一名志愿者对他的伙伴说道，他们两个人都正在用肮兮兮的手指挑拣着糕点，“那条河正好在那家伙的屋后，还有什么办法更省事呢？”
“那她早就会被旋涡卷上来了。”
“如果被砍掉两条腿和两条手臂的话，那就不会卷上来……身子可以一路冲到墨西哥湾，至少冲到图尼卡。”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赶紧转过了身。
我以前的一位老师科尔曼先生正坐在一张牌桌旁，躬起腰对着举报电话，龙飞凤舞地记着信息。当一眼看到我时，他用一根手指在自己的耳朵旁边画了个圈，然后指了指电话，示意打电话来的人全是一派胡言。昨天他跟我打了个招呼，“一个酒后驾车的家伙杀害了我的孙女，所以……”于是我们小声说了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