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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掉了魂，要不然怎么在这么俗的地方住得下去呢？”一到“新家”她就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租房是个折中的办法，艾米一心盼着早日搬出密苏里州，因此她死活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购房，只肯租上一所。但本地唯一可租的宅邸全都聚集在这片烂尾的住宅小区里，当时经济不景气，撂下了一个烂摊子，这片小区还没有开张就已经完蛋，房产收归银行所有，里面的豪宅通通降了价。租这个“新家”是一条折中之道，可惜艾米却不这么认为，在艾米眼里，这就是我用来修理她的一招，是我非要背地里捅她一刀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个她死活不愿意待的城市，让她住进一栋死活看不上眼的房子。如果只有一方认为某个主意是一条折中之道，那我猜这主意其实并不折中，但我与艾米的折中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人为此怒气冲冲，通常这个人都会是艾米。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艾米，这事都怪经济形势，怪运气不好，怪我父母和你父母，怪互联网，还要怪上网的那帮家伙。我曾经是一名撰稿人，写些关于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文字，当时人们还乐于阅读纸质作品，还肯答理我的所思所想。我于20世纪90年代末抵达纽约，算起来那已是辉煌岁月的垂死挣扎，可惜当时无人具备这份远见。纽约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家，都是响当当配得上“作家”头衔的那种真货，因为彼时的纽约遍地都是杂志，也是响当当配得上“杂志”头衔的那种真货。互联网还只能算是出版界豢养在角落里的一只珍禽异兽，人们时不时扔口食物逗逗它，看它拴着锁链翩翩起舞，那小家伙真是可爱得不得了，谁知道它会趁着夜色结果我们的小命呢？请诸位想想吧，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可以到纽约靠写作赚钱，可惜我们没料到自己上了一艘沉船，十年之内，我们那刚刚扬帆的职业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当了整整十一年撰稿人，却在一眨眼间丢了工作，形势就变得这么快。当时经济萧条，全国各地的杂志纷纷倒闭，撰稿人也跟着一起完蛋（我说的是像我这样的撰稿人，也就是胸怀大志的小说家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不够快，玩不转博客、链接和“推特”，基本上属于夸夸其谈的老顽固）。我们这群人是过时的老古董，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丢掉饭碗三个星期以后，艾米也跟着失了业（现在我能感觉到艾米一笔带过她自己的遭遇，却嘲弄着我的愚行，谁让我当初非要花时间讨论自己的事业、感叹自己的不幸呢。她会告诉你，这一套就是我的作风，“……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她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太太的口头禅，不管这句话前面说的是件什么事，不管我的典型作风具体怎么样，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与艾米摇身一变成了两个失业的成年人，穿着袜子和睡衣在布鲁克林的褐砂石宅邸里闲荡了好几个星期，一股脑儿把未来抛在了脑后，还把没开封的信件撒得到处都是，扔在桌子和沙发上，上午十点钟就吃上了冰激凌，下午则倒头呼呼大睡。
后来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来电人是我的孪生妹妹玛戈。玛戈一年前在纽约丢了工作，随即搬回了家乡，这个姑娘不管什么事都抢先我一步，就算撞上霉运也不例外。当时玛戈从密苏里州北迦太基我父母家的房子里打来电话（我与玛戈就在那所房子里长大成人），听着她的声音，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她十岁时的一幕：一头黑发的玛戈穿着连体短裤坐在祖父母屋后的码头上，耷拉着身子，在水中晃着两条纤细的腿，目不转睛地望着河水流过自己雪白的脚，显得格外冷静沉着。
在电话里，玛戈的声音十分温暖，带来的消息却令人寒心。她告诉我，我们那位不服输的妈妈快要撑不住了。爸爸正一步步迈向生命的尽头，他那副坏心眼和硬心肠都已经不再好使，不过看上去妈妈倒会比他先行一步——后来过了大约半年，也有可能是一年，她果真先父亲一步离开了人世。但当初接到电话时，我当场就可以断定玛戈单独去见过医生，还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勤恳地记着笔记，眼泪汪汪地想要读懂自己写下的日期和药剂。
“嗯，见鬼，我压根儿不知道这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个九吗？这个数字有意义吗？”玛戈念叨着，我却插嘴打断了她。妹妹适时向我展示了照料父母的重任，我感动得差点儿儿哭出了声。
“我会回来，玛戈，我们会搬回家，这副担子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挑。”
她压根儿不相信我的话，我能听到她在电话那头的呼吸声。
“我是说真的，玛戈，为什么不回密苏里呢？ 反正我在这里无牵无挂。”
玛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那艾米怎么办？”
我确实没有把这一点考虑周全，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可以带着艾米离开她那住在纽约的父母，把我那一身纽约气息的妻子，她的纽约品位还有她那身为纽约人的自豪一股脑儿搬到密苏里州一个临河的小镇里，就此把激动人心、光怪陆离的曼哈顿抛在脑后，然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当时我还没有弄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蠢、多么盲目乐观，没错，“……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我也还不明白这种想法会招来多大一场祸。
“艾米那边没问题，艾米嘛……”我本来应该接口说“艾米挺爱妈妈”，但我没法对玛戈声称艾米挺爱我们的母亲，因为尽管已经过了许多年，艾米跟我们的母亲却一点儿也不熟络。她们只碰过几次面，每次都紧接着会有一番折磨，在会面之后连着好几天，艾米都会寻思她和母亲的只言片语，“当时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从艾米的话听来，我妈妈仿佛一个来自不毛之地的老农妇，一心想用满怀牦牛肉和小零碎强行跟艾米交换一些东西，可艾米却不乐意把那些东西拿出手。
艾米懒得去了解我的家人，也不愿意了解我的故乡，可惜不知怎的，我竟然还是觉得搬回密苏里州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这个清晨，呼出的气息已经烘暖了枕头，我不由转了念：今天可不该用来后悔，而是该用来行动。楼下传来了一阵久违的声音，看来艾米正在做早餐。厨房里响起开关木质橱柜的“咣咣”声、碰响锡罐和玻璃罐的“叮当”声，还有摆放铁锅的“哐啷”声，那支锅碗瓢盆交响曲热热闹闹地响了一会儿，渐渐变成收场的乐章——那是蛋糕烤盘落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撞上了墙。艾米正在做一顿令人难忘的早餐呢，也许是可丽饼，因为可丽饼挺特别，而今天艾米想必会做些特别的东西。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光着脚走到楼梯口，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寻思着是否下楼找艾米，一边把脚趾伸进地毯——整间屋铺满了长毛绒地毯，艾米对它简直恨得咬牙。此刻我正在犹豫，厨房里的艾米却一无所知，她哼着一首忧郁的曲子，听上去有点耳熟。我竭力想要认出那首歌，那是首民谣呢，还是首摇篮曲呢？突然之间，我悟出那是《陆军野战医院》＇1＇的主题曲《自杀并不痛苦》，随后迈步下了楼。
我在门口徘徊，凝望着我的太太。今天艾米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梳了起来，一束马尾好似一根跳绳般开心地晃来晃去，她正心烦意乱地吮着一根挨了烫的指尖，嘴里还哼着歌。艾米并没有唱歌词，因为她总是把歌词弄错。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电台正在热播“创世纪乐团” ＇2＇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叫作“她仿佛在无形中触动人心”，结果艾米低声唱道“她接过我的帽子，把它搁在架子的顶层”。当我问她那些歌词跟原唱有哪一点儿沾边时，她却告诉我，她总觉得歌里的女人真心爱着那名男子，因为她把他的帽子搁在了架子的顶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她，我真心真意地喜欢这个对什么事都有着一套说法的女孩。
如今我回忆起这样温暖的一幕，却感觉自己的脚底升起了一股透骨的寒意，这种感受不禁让人有些心惊。
艾米凝视着平底锅里嗞嗞作响的可丽饼，又舔掉了手腕上的残渣，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看上去一副贤妻模样。如果我将她拥在怀里，她闻起来会有浆果和糖粉的味道。
这时艾米瞥见我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身穿皱巴巴的四角短裤，头发直愣愣地冲向天空，便倚在厨房台面上开口说道：“你好呀，帅哥。”一腔苦水和惧意顿时涌上了我的嗓子眼儿，我暗自心想：好吧，着手行动吧。
到了很晚我才去工作。搬回家乡后，我和妹妹干了件蠢事，我们把嘴上一直念叨着的想法付诸行动，结果开了一间酒吧。钱是从艾米那儿借的，一共是八万美金。对艾米来说，这笔钱曾经只算九牛一毛，但当时却几乎是她的全部身家。我发誓会连本带利地还给她，我可不是那种吃软饭的男人……说到这里，我能感觉到父亲对我的这句话嗤之以鼻，“嗯，世上有各色各样的男人”，这是他最浑蛋的一句口头禅，下半句还没有说出口，“你偏偏属于不像样的那一种”。
不过说实话，开酒吧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决定，也是一项精明的商业举措。艾米和我都需要另起炉灶，开酒吧就是我新找的职业。有一天艾米也会选择一份工作，要不然就什么也不干，但与此同时，靠着艾米的最后一笔“信托基金”，我们好歹还有这间酒吧和一份收入。跟我租下的“巨无霸”豪宅一样，酒吧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那是成年人独霸的地方，里面玩的都是成年人的一套。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在丢了饭碗之后坚持要开一家酒吧，它证明了我还是个派得上用场的成年人，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尽管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立足之地。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曾经声势浩大的杂志撰稿人队伍还将继续缩水，谁让当今有互联网，有经济不景气，还有宁愿看电视或玩视频游戏的美国民众呢！那些家伙宁愿发条短信给朋友们，说一声“下雨天烦死人啦”！不过，谁要是想在温暖的天气里到一家凉爽又昏暗的酒吧喝几杯波旁威士忌的话，坐在屋子里玩应用程序可无法办到。无论什么世道，人们总要喝上几杯嘛。
我们的酒吧位于街道拐角，秉承着一种任意随性、东拼西凑的审美观，最大的特点是一副巨大的维多利亚式饮料架，那上面用橡木雕出了龙头和天使的面孔，在塑料材质大行其道的狗屎年代里，这个木制架子简直算得上一件奢侈品。说实话，除了这副饮料架，酒吧余下的部分则搜罗了每个时代最不上台面的设计：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油毡地板有着一条条上翘的边，看上去仿佛烤焦的面包；暧昧的木板墙好似直接从70年代色情视频中照搬过来的玩意儿；几盏卤素落地灯仿佛不经意间借鉴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居住的宿舍。奇怪的是，这堆不三不四的玩意儿最后却凑出了一间格外舒适的屋子，看上去不太像一家酒吧，倒更像一间疏于修缮的房屋。
这间酒吧还带着几分喜气，它与本地的保龄球馆共享一个停车场，因此当酒吧的大门摇晃着敞开时，保龄球馆里一阵阵稀里哗啦的声音便会随着顾客一起涌进门来。
我和妹妹给酒吧取了个名字，叫作“酒吧”。
没错，我们觉得自己玩转了纽约人的那一套——这个酒吧名是个俏皮话，没有人能真正找到笑点，反正不能跟我们一样心领神会，懂个百分百。我和妹妹想象着本地人皱起鼻子问道：“为什么你们酒吧的名字叫作‘酒吧’呢？”可谁知我们的首位顾客开口便说：“我喜欢这个酒吧名，就跟《蒂凡尼的早餐》里一样，那里面奥黛丽·赫本的猫咪就叫作‘猫咪’。”那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人，戴着一副双光眼镜，身穿一套粉色的运动衣。
从那以后，我和玛戈的优越感便一落千丈，这倒是件好事。
我把车驶进停车场，等到保龄球馆里爆发出一阵哗啦声，这才迈出了车门。我颇为欣赏周围的环境，也还没有看厌映入眼帘的景象：街对面有一间矮墩墩的黄砖邮局（该邮局每逢周六歇业），不远处是栋不起眼的米黄色办公大楼（该大楼眼下已经歇业）。这个小镇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兴旺，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了，连它的名字都算不上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