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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之秦川传奇》
作品相关 愿天下人还他一个公道
——对隋炀帝的重新认识
千余年来，大隋炀皇帝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其罪行罄竹难书。他营建东都、开通运河、巡游江都、三征高丽、祸国殃民，最终葬送了大隋帝国。所有这些劣迹在《贞观政要》、《隋书》、《资治通鉴》等书中都可以找到明证。但是由于《贞观政要》、《隋书》、《资治通鉴》的作者们写书的目的就是要其帝王以史为鉴、以炀皇帝为鉴，所以把炀皇帝盖棺定论，冠以暴君之恶名，再加上旧史家、文学家对炀皇帝的丑化，炀皇帝就似乎批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人很难认识到他的真实面目。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所以炀皇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炀皇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炀皇帝；即使这几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炀皇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韩福隆教授的《隋炀帝评传》和胡戟教授的《隋炀帝新传》试图摆脱借鉴史学的束缚，对炀皇帝以一种史学家的眼光来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让我们顺此思路，拨开迷雾，对炀皇帝重新进行一番认识和审视。
胡戟教授为隋炀帝很多过去所谓的过失加以平反。比如修运河、建东都是适应了经济重心南移和东盛西衰的趋势；西巡东征、巡游江南很大程度上是在实施发展统一国家的战略，在国土开发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等等。他还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都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文武帝多半也做了，但唐文武帝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年间的富庶。然而，秦始皇、唐文武帝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事唾骂的恶名。”不难看到，在贞观之治中，唐文武帝是跟在隋炀帝之后亦步亦趋的，不仅以隋为镜，而且以隋为师，隋炀帝是唐文武帝美誉名垂青史的垫脚石。
大隋文皇帝被炀皇帝所弑，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事实。作为《隋文帝传》作者的韩昇教授在对文皇帝之死进行考证后，也同时为炀皇帝洗刷了这个冤屈。文皇帝在7月10日与百官诀别，13日就去世了，也就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在文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如何能夠、也如何胆敢跑到別室去非礼宣华夫人。其次，杨广乃杨素扶持为太子的，文皇帝再糊涂也不至于叫杨素去废杨广。第三，行凶的手段变成“拉杀“，即仗杀，还杀得“声闻四野”。炀皇帝如何能嚣张到不怕为人所知？显然，所谓“拉殺”云云，纯属无稽之谈。《隋书》的记载清楚无误，文皇帝自四月生病以來，病势日渐加重，以至从仁寿元年（601年）以来每年文皇帝诞辰（6月13日）都要进行的佛事活动也不得不停止。而自此至7月13日逝世的数十天，御医显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得文皇帝的寿命得以延长。这段时间里，太子杨广一直和宣华夫人等一道服侍文杨广帝，都相安无事。实际上，就是以隋为鉴的唐文武帝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大隋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炀皇帝的声浪中，竟然洠в幸蝗私衣鹅净实圻备刚庖桓挥泄亩Φ淖镄幸宰炒笞约海芍笔被姑挥徐净实圻备钢怠Ｎ幕实圩罨衬畹幕故俏南谆屎蠖拦率希荨端迨楹纬泶芳窃兀训蹦杲ㄖ南谆屎笊搅甑暮纬硪步械礁埃鐾械溃骸叭昙仍峄屎螅耠薹剿溃撕冒仓谩Ｊ舸撕我妫荒芡扯；昶溆兄毕嗉诘叵隆！倍螅ё盘友罟愕牟弊佣Ｖ龅溃骸昂纬碛眯模腋兑院笫拢驳惫财秸隆！弊鐾暌幌盗泻笫陆淮螅幕实鄄庞胧莱ご恰Ｈ绱舜尤莸牧僦罩鐾校砻魉潜贿薄�
为了适应经济重心转移和巩固统治的需要，炀皇帝刚即位就下令修挖长堑和营建东都。同时又在江都营建宫殿和城市，把江都建设成为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这样有效地控制了南、中、北的广大地区，在两都的巩固中加强了中央集权和保证了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当然，东都的营建并非完全是炀皇帝追求享乐所致，而是适应了天下大一统的形势，尽管炀皇帝在洛阳的时间并不太多，但他的一切活动却主要是以东都为轴心的。无论是南下、北上，还是西巡东伐，洛阳的中心地位始终没有变化。从经济角度看，东都的营建，使天下的中心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力地促进了统治阶级官僚机器的高速运转。其次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原经济文化的繁荣。少数民族诸国的酋长和客商，被请人洛阳，饱览市容，接受当时全国最先进城市文化的熏陶。总之，东都的营建，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使洛阳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的中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中国运河的修建，并不始自大隋。历史进入大隋，天下大一统的局势已是不可阻挡。炀皇帝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巩固大隋帝国的统治，使山东、江南之粟能不断地供应关中，以保证中央官僚机构的需要，在文皇帝开挖广通渠的基础上，又三次开凿运河。炀皇帝就完成了从南到北长达3050公里的大运河，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连接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从南到北构成了南北水道运输网和灌溉系统，使贯穿的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南五省的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从而也就有效地巩固了长安、洛阳两都的地位，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强化了中央对全国，特别是对江南和关东人力、财力的控制。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各地，特别是运河两岸城镇的兴起，如杭州、江都、楚州、汴州等等，从长安到洛阳至江都，沿途虽设有离宫40余所，但每一所离宫就是一个驿站水运码头，形成一个新的城镇，也就是一个新的贸易中心和人文荟萃之地，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各地的经济交流。
炀皇帝嗣位后，为了巩固边防，在文皇帝581年、585年、587年修筑长城的基础上，又相继两次修筑长城，以固疆防。长城、御道修好后，607年8月，炀帝率甲士50余万，马10万匹北巡，欲图威服突厥，“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从洛阳出发，经巡涿郡，再至榆林，达启民可汗王庭。沿途歇宿时，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活动房屋“观风行殿”，殿内能容纳几百人，且可随时装卸，行殿底下还有轮子滚动。启民可汗等酋长视此行殿，“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炀皇帝在启民可汗王庭召开了3500名部落酋长的会议，并以仪卫大帐向诸部首领夸示，使“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高昌、伊吾、党项、吐谷浑等也相继来朝。炀皇帝率数十万大军北巡，岂独是为了游玩？地广人稀之境，有何值得游玩之处？150万大军本身就是炫耀武力，以达威服万国之目的，图个保境安民罢了。
炀皇帝为了开拓南方、北方和西部的疆土，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措施。其中在对南方拓疆的经营活动中，一是兵加林邑（今越南湄公河之东、顺化以南至西贡之北），屡战皆捷，俘敌上万，追过马援所置铜柱之南，仅八天就攻拔林邑都城，获其铸金庙主18枚，刻石纪功而还。炀皇帝在其地设比景、海阴、林邑三郡；二是三去台湾，加强了同台湾的联系，尤其是沿海人民去台湾定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开发台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炀皇帝因高丽屡侵辽西，又欲复汉世旧藩，曾于大业七年至十年，先后三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天下骚动。高丽亦因连年战争而困弊，故遣使来大隋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赎罪，从而结束了对高丽的战争。
炀皇帝前，西域久不通中土，也不闻有事于西域。直到大业年间，才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藩诸国，得玛瑙杯、佛经、十舞女、狮子皮、火鼠毛而返。尔后，炀皇帝复令闻嘉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掌其事，“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44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转相讽谕。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40余国，帝国署西戎校尉以应接之。”裴矩为主张通西域最得力之人，故于其风土、交通，考察甚明。并有详确之记载，见之于《西域图纪》三卷，《图记》中记有44国。交通西域的结果，使得帝国声望大为提高。大业五年，炀皇帝西巡河右，西域诸少数民族部落，皆佩金玉，被锦朋，焚香奏乐，迎候道左。炀皇帝乃令武威张掖仕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继大汉以来又一次实现万国来朝的场面。同年，炀皇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使今青海省全境首次并入中国。于是置河源郡。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
韩福隆教授指出：“综观隋炀帝的一生，如果从20岁受隋文帝之令，作为统一中国的最年轻的统帅指挥灭陈开始参政算起，到618年江都宫变为宇文化及所弑为止，杨广前后参政执政30年，这30年恰好是大隋一统达于极盛又转向灭亡的30年。从589年杨广统军灭陈到611年王薄起义的前22年，是隋炀帝参政执政的第一阶段，其功劳是主要的。”韩教授举了一连串的历史事实进行证明。他认为隋炀帝在隋文帝领导下的南平伪陈，北逐突厥，取代东宫，巡视东南，代父执政等等，应予肯定。隋炀帝即位之后，他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在科举考试中，增设进士科选拔人才；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驰道；两下江都，北游西巡；重新开辟和保障达于西海（地中海）的“丝绸之路”；恢复学校，第一次开始接受外国的留学生；第一次设立了四夷经略的新机构“四方馆”，对少数民族实行和亲、友好、优待、恩宠、拜爵和羁糜政策；对外实行“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如此等等，应更加予以肯定。因为隋炀帝“把大隋推向了极盛时期。其间大隋疆域辽阔，人口激增到4600多万，大大超过了秦汉。国家府库充实，所积累的财富，在大唐还用了几十年。”在此期间，韩福隆教授摘掉了隋炀帝两顶帽子：一是隋炀帝在雄才拓疆方面，实行威德并用的方针，主要使用的是“抚慰”手段，而非“穷兵黩武”。比起秦始皇、汉孝武帝、唐文武帝来，隋炀帝从事的战争要少得多；二是隋炀帝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时，并不是没有考虑民力的负担，刚登基就宣布免除妇人奴婢及部曲之课，随后是几次大赦，“制战亡之家给复十年”，运河开凿完成后，又“赦江淮以南。扬州给复十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609年，还“诏天下均田”，又“大赦天下”，“开皇以来流配”之人，除“晋阳逆党”外，“悉放还乡”，“陇右诸郡，给复一年”，炀皇帝“行经之所，给复二年”，因此说隋炀帝在此期间只知“劳民伤财”，确不合历史事实。
大隋的灭亡不仅仅是隋炀帝个人的错。唐文武帝也说过“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便明显地暴露出来。贞观初年、汉文景之治中，皇帝提倡节俭，这并非是皇帝艰苦朴素，实则是遭受动乱之后，社会经济萧条，没有这个条件供皇帝去奢靡，在要享乐还是要江山之间，稍微有点理智的皇帝肯定会选择后者。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唐文武帝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隋炀帝与唐文武帝被传统史家称为一暴君、一明君，实在也是时势造就，他们本人实属一丘之貉。难怪胡戟教授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文武帝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综上所述，炀皇帝的过失和大隋的短促也是各方面综合因素造成。我们不能以胜者王败者寇的狭隘眼光去审视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