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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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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的量,我记不起这两年里的事情,它们外在于我,被消耗于更为久远的记忆之中,我像个固守着旧日时光的老人。

  美国人大概乐见我们精神上的少白头。我们曾经拥有理想,现在成了行尸走肉。最近我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监狱伙食的不新鲜,或打赌明天放风时是否能晒到太阳等事情上——您还能从我身上看出往昔帝国军官的影子吗?但您错了。我们因为拒绝忏悔而无法融入生活,空虚由此而来,而它反过来说明,我们从未放弃曾经坚持的信念。

  现在我打算承认“帝国万岁”的罪愆,那么,请容我在死前默念德意志的名字。

  1948年2月7日

  ☆、五月

  天气真的暖起来了,一只斑鸠落在铁窗上,这只候鸟应该已经回到故乡有一阵子,它长得很肥。

  看守我的美国兵说,今天是5月13日。在他的故乡佛罗里达州,已经可以下海游泳。但灰色的墙壁没有任何东西显示春夏秋冬,整座监狱也没有。每天放风时。我只看见沙黄色的地面,拉着铁丝网的、高高筑起的围墙。我们像一群井底蛙,用投石子一类的原始游戏排遣时光。

  这只斑鸠把我的季节感扯了出来。五月是怎样的季节,记忆遥远,纷至沓来。在我长大的法兰克福,它和任何一个月份并无不同,那座金融之都的冷暖只受股票期货市场的左右。在我初涉人世的海德堡,老菩提树在哲人路上抽出嫩芽,气味清鲜。柏林,浪迹的生活被各种事件冲乱。布拉格通往中世纪的查理大道上,春寒让人禁不住竖起衣领。东线,我在一个锈蚀的炮架边上看见一株欧石楠,其下是冰封的年轻人的尸体。

  在战争的严寒里,我见过很多的春天。阿姆斯特丹浓雾深锁,日内瓦湖畔风光明媚。1944年斯特拉斯堡空袭后,圣艾蒂安教堂墙角一丛勒杜鹃开的鲜红。但1945年的春天从未到来,我走在莱茵河岸无尽的瓦砾堆当中,这条载着德意志最辉煌文明的河流,此时只是冒着黑烟的废墟。五月,柏林在巷战中化为灰烬。

  五月是怎样的季节。

  几年来我们对此噤声,好像这样就能让记忆拐过弯去,覆水再收。在一生的终结地兰斯贝格,时间过得太慢,不得不细心查看大自然的琐屑变化,才能发现日月流逝,而我们对此背过身。直到今天我迎头撞见它,才又看着窗上羽翼丰满的斑鸠,寻找五月的气息。

  我在海德堡的丛林里呼吸过的空气,在柏林轴心大道上看过的秀小的菩提树,都提醒我春天的含义。那时我们的面容和现在并没有多大不同,只是生与死倒置。在又一个五月初至时我想起生活的感觉,那些过去将带我迎接短暂的未来。

  1948年5月13日

  ☆、柏林故事

  【编者注】

  这是一段极其抽象的回忆。作者不去记叙那些漫长的故事,而是直接落笔为过后的省思。从晦涩的语句中只能猜出那是他一生最鲜明的岁月,他对之作了细致分析,却认为不足为外人道。

  这是作者的个人路径,只有同路人能分享一二。如何读懂他的人生,这个问题摆在我面前。面对这篇抽象概念组成的回忆,我只感到进入历史的荆棘丛生。

  【原文】

  在兰斯贝格追忆柏林,就像在远别后追忆暗慕之人。我想念他们,但四维时空里错误的时间地点会导致事件不能发生,主观意愿再强烈也没有用。就这样,我看着新刷了灰浆的围墙上飞起一道山影,想象几百公里外的那座城市。

  我来到柏林时只有21岁,而以市民的身份生活在其中,则要到1938年的夏天。那时我从警卫旗的军人变成安全局的政府职员,离开部队管理而投入社会,生活一下子多出安排一日三餐和与邻里相处之类的琐事。此前我是在总理府前走正步的“柏油路部队”仪仗兵,高等学府实验室里的大学生,中产阶级家庭独自长大的少年。

  但也在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弥足珍贵的人,懂得从未想过的一些概念。于生存本身它们只是奢侈品,于人生则善莫大焉。毕竟没有人必须依赖谁而活在世上,但不系于血缘的手足连理却可告慰心灵。

  调任安全局后,我在威廉大街与一位大学故友重逢,那时他令人惊讶地穿着党卫队制服。我们的关系终止于两年前我要加入元首卫队时的一场争执,现在他竟也成为帝国枢机部门的一员。他粗框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了许多,我们的和解以向世界妥协的方式实现。

  “不,不是这样。”他说,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各自转着浓缩咖啡的小杯,他已经改了喝加两块方的奶茶的习惯,“无非是因为我们选定的道路不够笔直,总不能在到达之前先撞上南墙。”

  我们又交谈起人生,交谈起大学时在星形树叶下讨论过的抽象话题。“人生从未如我们所设想,正因为如此,无论遇到什么都不是放弃自我的理由。”他说,现在海德堡的曲径换成柏林的大道,军装风纪扣取代圆领角衬衫,语言更为丰富,眼神的复杂却没有掩盖如初的固执。

  “庸人往往视妥协为识时务,但是灵魂一旦动摇,人就在岁月流过以前先自暮气沉沉。生命是不必有意义的,但如果相信它的意义,就享有年轻和锐意。”是的,我在很多双眼睛里找到过这种激情,而当这独特的目光交遇,彼此无需多言就能相认。

  “那么你呢,比当时多懂得了些什么?”他把目光递给我,这个比我小了近一年的人有时会诘难我的幼稚。

  我懂得了抽象信仰在传教者的血肉之躯面前的轻佻。践行理想要越过所有社会皆难避免的圈套、暧昧和倾轧,名之为政治未免独大了政治的肮脏。“如你所料,我为它做了缺德事,”我伸出两只手,好像上面沾满污渍,“但看看那些丢掉了魏玛的社民党,这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

  我们默契一笑,收下彼此的和约,找回各执一端而对立,却和平共处的方式。过往数年,正是在这种最深层的认可之上,建立着我们各有所往的人格。

  有的人因为心灵上的异构性而无法成为同路人,但无碍于彼此深刻了解,我和那位大学故友就是如此。有人则是在你试图接近时,先已有了另一个与你无关的寄托。

  我在来到柏林,初次濒临世界的冷漠时邂逅了一座温暖的屋子。它激起我从未有过的对于“家”的深情。即使那只是一种虚构,此前我过着另一种更为热烈的集体生活,或我本来、至今,都是个更愿死于抽象理想的人。

  那座放满柔软靠垫的房屋是他的心灵,我是这位好客主人的常客。但只有被他视为家人,才能在那座温暖的屋子里久住下来,分享他的喜乐,与他生老相依。而失去这层信诺,就失散在世界的仓促当中。二维世界不平行的两条直线必定相交,这在三维世界这就站不住脚,而在四维世界,则是连这两条线本身都可能消失。

  死亡会让我再也无法接触到他,而对方的心不在焉或麻木,则是割断联系的更锋利的一柄刀。

  我不愿回忆更多,只能信任孤独,告诫自己本身被剥夺的东西不应在别处寻找,否则就是刻舟求剑。此外我所拥有的东西仍然存在,时刻擦去妄想说出世界的本来面目:它的广大容许亿万种可能,而它的宽容造生亿万种遗憾,人生如此,追袭我每一步的前进。

  这番话过于晦涩,只有几个当事人了解其衷曲。但这是我的二十五岁,世界敞开它无所不包的色相,我学着表达我与它的联系,用行动或语言,不以拒绝或否定。今天我想起在柏林的那段流徙而相聚的岁月,就不可遏制地想起这些抽象思辨。

  我仍然记得那些谈笑风生的午后。那时我涉世未深,有过偏见与激情,错过一些真理,坚持过不少陋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世界的另一面,用等量的洞见标明我视野的局限。那些跨越岁月的信任是行动的基石,后来我面对各怀鬼胎的人,在满是异己的狭窄河道里穿游,就凭借这些信任,走出自己的路线。

  现在我三十岁,在过早来临的末日回想此前获得的这一切。感谢神灵将我投入这并非多好的时代。我加入某个拥有共同信念的组织,拥有另一种更小但更紧密的私人关系,十年的狂热和轻信没有夺去我,因为如果我的朋友尚未使这个冥顽的灵魂懂得何谓正确,至少也纠正过他的谬误。

  人们在年少时健谈理想,那时一无所有,因而妄言付出。我有过这样空白的激昂,战事未起时曾用各种漂亮的语言宣誓。今天我们要死了,被剥夺荣耀和信念,打碎理想。看着这些残骸时我才知道,我曾经美好而富足。

  在世界上走过一圈之后,我一无所有,只是仍记得和挚友的约定。“我们要永远年轻。”他说,现在我们做到了。尽管他在德累斯顿的空袭中生死未卜,我坐在死牢的底部,被外界否定全部的人生,谁也没有对平庸妥协。

  所以直到走上绞架的那一刻我也能说,在这个誓言下我走过了全部岁月。这是我的盛年,柏林记下了帝国的罪愆,我们的年华在其中等速流过。

  1948年5月15—17日

  ☆、相逢

  【原文】

  我把朋霍费尔神父的《狱中笔记》合上,跟从狱守走到会客室。去年十二月这本书寄到我手里,现在半年过去,我可以谈谈对它的见解。

  编者在这本荷兰出版的反纳粹者的作品里提到,朋霍费尔是军谍局(纳粹德国时期国防军谍报局——编者注)成员,由于持反纳粹见解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5年4月遇害。他在狱中写过几本书,其中就有这本散文与书信集。我曾任安全局与军谍局的联络官,朋霍费尔神父也算我的旧识,依我之见,他实是死于1943年来军谍局与安全局的派系斗争。

  我曾经造访过在狱中的他,那时他安详平静,不打算出让自己的立场,也不急于针锋相对。我们在那间僻陋但足以满足思考的狱室里有一席话,关于民族国家,或一些不露报端的政事。“人类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设下的秩序。”他抚摸着圣经说起神学,我点点头:“如果把施道者替换为施政者,我们的见解就一致了——您反对的只是当前的执政党。”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我,仿佛尼禄身边不应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亲是一位恪守教义伦理的新教徒,我读书时也曾旁及哲学,何况我身为德意志人,怎会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费尔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时间里,写下人类应该自由信仰宣言。后来他因为牵连进一起英国间谍案而死去,因人废言,他的《狱中笔记》在纳粹时代被禁毁。现在自相残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书出版于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书寄给同样在狱中提笔作文的我,居心让我知道血债犹存。

  “这个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给专业管理者以权威,而不是权力。”我的朋友并不喜欢朋霍费尔的民族主义,他对国家边界的理解更为淡漠。但这论调异曲同工,我也的确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种温和的卓见。

  于是我的朋友带着讥讽,为我指出一条安宁的道路。现在我走到狱房甬道的尽头。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逻各斯先生”来访。那是他大学时的绰号,现在“令我们对立的世界已经不在”,我们可以谈些更好的话题。

  1948年6月1日

  【编者注】

  我在1964年遇见加兰时常提到的这位朋友,当时他因为间谍罪,被关在法国自己的监狱里。伊萨?罗森斯坦因是加兰的大学同学,生于瑞士,长于德国,战后取得法国国籍。他们在柏林一同度过寓居他乡的岁月,又在德法边境上剑拔弩张,情节详见《一封信》。1956年,他参与了加兰意图收复东德的那场密谋,事败后加兰车祸身亡,罗森斯坦因则被自己的单位,法国外情局七处判了间谍罪——这个错误,耽于度假的法国人目前还没有发现。

  由于一些不便披露的机缘,我得以面见加兰的这位故友。“48年后,父亲的笔锋明显不一样了。”我试探道。

  “那小子想越狱。”他扬起嘴角。

  1947年底罗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费尔的《狱中笔记》带到狱中,作为密码本。这个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后半年加兰依靠它破译密信。“我告诉他盖伦早就投靠了CIA,后者是他以为缺乏逻辑的OSS的后继。”现在他深陷在沙发里,有着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与狡黠,只在皱眉时显露出应有的书生气,“斯科尔兹内逃狱后去了西班牙。失踪的缪勒据悉在苏联,我建议他多关心古德里安将军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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