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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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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提供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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