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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遗产。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使维尔福得到了无限的幸福，所以，当维尔福略一回省，静心默察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他就好象自己眼花缭乱了起来。
维尔福在门口遇了正在等候他的警官。一见到这位警长，他便从九天之外回到地面上来了，于是他的脸上马上摆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说道，那“信我看过了，先生，您办得很对，应该把那个人逮起来。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搜有到有关他造反的材料？”
“关于他造反的材料，先生，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我得到的材料已经放到您的办公桌上了。犯人名子叫爱德蒙·唐太斯，是三桅大帆船法老号上的大副，那条船是从亚历山大和士麦拿装棉花来的，是马摩父子公司所有。”
“他在从事航海这个工作以前，有没有在海军服过役呢？”
“哦，没有，先生，他还很年轻。”
“多大年纪？”
“顶多还不过十九、二十岁。”
这时，维尔福已经走到民康尼尔大街的拐角边处，有一个人似乎在那儿等他，那人走向前来，是莫雷尔先生。
“哦，维尔福先生，”他喊道，“很高兴见到您！刚才发生了一个很令人不可思意的事情——您手下的人把我船上的大副，爱德蒙·唐太斯抓走了。”
“这事我知道，先生，”维尔福回答，“我现在就是去审问的。”
“噢，”莫雷尔说道，由于他对那个朋友友情甚笃，便急切地求起情来，“您不知道他，但我很了解他。他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正直的人了，我敢说，在整个商船界，再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船员了，维尔福先生，我真心诚意地向您担保！”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维尔福是马赛上流社会中的人物，而莫雷尔只是一个平民，前者是一个保守党，而后者是一个拿破仑党的嫌疑犯。维尔福轻蔑地看着莫雷尔，冷冷地回答道。
“你知道，阁下，一个人的私生活上也可能是可敬可靠的，可以是商船界里最好的船员，但从政治上讲，可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是不是？”
代理法官这番话的语气很重，仿佛是冲着船主说的，而他那审视的眼光似乎直穿对方的心内，象是说，你竟敢为别人说人情，你应该知道你本人还需要宽大处理。莫雷尔的脸刷地红了，因为在政治方面，他的见解并不十分明朗；此外，唐太斯告诉过他的有关他谒见大元帅的事，以及皇上对他说的那番话更增加了他内心的不安，但他仍用深为关怀的语气说；“维尔福先生，我求您，您一向所做的事都是那样公正仁慈，早些把他送还给我们吧。”
这“给我们”三个字在代理检察官听来很有些革命的味道。“哦，哦！”他思忖道“难道唐太斯是烧炭党［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因经常装扮成烧炭人集会于树林，故称烧炭党。］分子，不然的话他的保护人要用这种态度来求情呢？我记得他是在一个酒店里被捕的，当时有许多人同他在一起，假如他是冤枉的，那你的求情一定不会落空的，但是如果他有罪，那也只能施以惩罚。否则在目前这个时期，有罪不惩可太危险了，我不得不行使我的职权。”
这时，他已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的家就在法院隔壁，他态度冷淡地向船长行了个礼便进去了。那船主呆呆地立在维尔福离开他的地方，客厅里挤满了警察和宪兵，在他们中间，站着那个罪犯，他虽然被严加看管，却很镇定，而且还带着微笑。维尔福穿过客厅，瞥了唐太斯一眼，从一个宪兵手里接过一包东西，一边向里走，一边说：“把犯人带进来。”
维尔福刚才那一瞥虽然急促，但对那个即将要审问的犯人却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看法，他已从他那饱满的前额上看出了他的聪慧，从那黑眼睛里和弯弯的眉毛看出了勇敢，从那半张着的，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的厚嘴唇上看出了他的直率。
维尔福的第一个印象很不错，但他也常常听人讲。切勿信任第一次的冲动，他把这句格言也用到印象上了，而且不顾这两者间的差别了，所以他抑住心头的怜悯感，板起脸来，在他的办公桌前座了下来，过了一会，唐太斯进来了，他的脸色也很苍白，但是很镇定，还是带着微笑，他从容有礼的向法官行了个礼，四下里看了看，象找个座位，好象他是在莫雷尔先生的客厅里似的，就在这时，当他的目光接触到维尔福的目光——那种法官所特有的目光，似乎象要看透嫌疑犯脑子里的罪恶思想似的。
“你是干什么的？”维尔福一边问，一边翻阅着一堆文件，那里边有关于这个犯人的材料，就是他进来时那个宪兵给他的。
“我叫爱德蒙·唐太斯，”青年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那条船属于摩来尔父子公司所有。”
“你的年龄”维尔福又问。“十九岁”唐太斯回答。
“你被捕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是在请人吃喜酒，先生。”青年人说着，他的声音有点儿微微颤抖，刚才那个快乐的时刻与现在这种痛苦的经历对照起来，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而维尔福先生阴沉的脸色和唐太斯满脸红光对照起来，也实在是反差太大了。“你在请人吃喜酒？”代理检察官问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是的，先生，我正要娶一位我爱了三年的姑娘。”维尔福虽然仍面不改色，但却为这个巧合吃了一惊。唐太斯颤抖的声音告诉他在他的胸膛里引起了一阵同情的共鸣。唐太斯是在他的幸福时刻被人召来的，而他自己也快要结婚了，他也是在自己的幸福时刻被人召来的，而他又是来破坏另一个人的幸福的。这种哲学上的相似之处，，在圣·梅朗侯爵家里倒是一个极好的话题，大谈而特谈一通。他这样想着，当唐太斯等待他往下问的时候，他起码在整理着他的思绪，他越想越觉得这是很好的对称话题，而演说家们往往用对称话题来获得雄辨之誉，当这篇演讲整理好之后，维尔福想到他可能产生的效果，不禁微笑了一下，然后他，转过来向唐太斯说“往下说，先生。”
“您让我继续说些什么？”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
“告诉我您要知道哪一方面的事情，这样我才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只是，他苦笑了一下，又说，“我得事先告诉您，我知道的很少。”
“你有没有在逆贼手下服务过？”
“我刚编入皇家海军的时候，他就倒台了。”
“有人报告说，你政见很极端。”维尔福说，其实他根本没听说过这类事，但他偏要这么一提，就如同提出一项指控一样。
“我的政见！我！”唐太斯问道，“唉，先生，我从来没有什么政见，我还没满19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起不了什么作用，假如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那个职位，应该归功莫雷尔先生，所以，我的全部见解——我不说政见，而只是私人见解——不出这三个范围：我亲爱的父亲，我尊敬的莫雷尔先生，我喜欢的美茜蒂丝。先生，这就是我所能告诉您的一切，您瞧，对这些事您不会感兴趣的。”
唐太斯说话时，维尔福一直注视着他那温和而开朗的脸，耳边也似乎响起了蕾妮的话，蕾妮虽不认识这个嫌疑犯，但却替他求过情，请求他宽大处理，代理检察官根据案例和对犯人的审理来看，这个青年所说的每一字都愈来愈使他相信他是无辜的。这个孩子，——因为他还说不上是个成年人——单纯，自然说话时理直气壮充分显示出了他内心的坦然，他对每一个人都抱着好感，因为他很幸福。而即使在幸福产生了恶果的时候，他甚至还这般和蔼可亲，尽管维尔福装出一副可畏的目光和严厉的口吻。
“没错，”维尔福心想，“他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看来我不难讨好蕾妮了，完成她第一次请求我做的事，这样我可以在公开场合吻她的手，还可以私下里讨一个甜蜜的吻”脑子里充满了这种想法，维尔福的脸也变得开朗起来了，所以当他转向唐太斯的时候，后者也注意到他脸色的改变，也微笑起来。
“先生”维尔福说，“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仇人吗？”
“我有仇人？”唐太斯答道，“我的地位还不够那种资格。至于我自己的脾气，或许是有点急躁了，但我一直在努力地改正。我手下有十二三个水手，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您的，他们喜欢我尊敬我，把我看成是长兄一般，我不敢说敬我如父，因为我太年轻了。”
“即使没有仇人，或许有人嫉妒你，你才19岁就要做船长了——这对你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职位。你又要和一个爱你的姑娘结婚了，这两桩运气的事或许已引起另外一个人的嫉妒哩。”
“您说的对。您对人们的了解比我深刻的多，我承认，您所说的这种事可能是存在的，但假如这些嫉妒的人是我的朋友，那我宁愿不知道他们，免得对他们产生仇恨。”
“你错了，你应该随时尽可能地看清你周围的环境。你看来倒象是一个可敬的青年，我愿意破例帮你查出那个写这封信的发信人。信就在这儿，你认识这笔迹吗？”维尔福一边说一边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那封信，递给了唐太斯，唐太斯看完信。一片疑云浮上了他的眉头，他说；“不，先生，我不认识这笔迹，这是伪装过的，可是写的很流利。不管是谁写的，写这信的人很灵巧。”他感激地望着维尔福说：“我很幸运，能遇到象您这样的人来审问我。至于这个嫉妒我的人，倒真是个仇人。”从那青年人眼里射出来的急速的一瞥，维尔福看出来在温和的表面下蕴含着惊人的力量。
“现在，”代理检察官说：“坦白的告诉我——不是一个犯人面对法官，而是一个受委屈的孩子面对关心他的人。——这封匿名的告发信里究竟有多少是实情？”于是，维尔福把唐太斯刚才还给他的那封信轻蔑地扔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没有一点儿是真的。我可以把实情告诉您。我以水手的名誉，以我对美塞苔丝的爱，以我父亲的生命向你发誓——”
“说吧，先生，”维尔福说。然后，心想假如蕾妮看到我这个样子和场合，她一定很满意，一定不会再叫我刽子手了。
“唔，我们离开那不勒斯以后，莱克勒船长就突然得到了脑膜炎。我们船上没有医生，而他又急于要到爱尔巴去，所以沿途没有停靠任何港口。他的脑子愈来愈不清楚了，在第三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叫我到他那儿去。‘我亲爱的唐太斯，’他说，‘我要你发誓完成我将要你做的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我发誓，船长，’我回答说。
“‘好，你是大副，我死后，这条船由你来指挥，把船驶向厄尔巴岛去，在费拉约岛靠岸，然后去找大元帅。把这封信交给他。也许他们会另外给你一封信，叫你当次信差。你一定要完成这本来应该是我去做的事，并享受它所带来的一切荣誉和利益。
“‘我一定照办，船长，但也许我去见大元帅时不象您预期的那样顺利，万一不让我见到他呢？’“‘这儿有一只戒指拿着他求见，就不会有问题了，船长说完就给了我这只戒指，他交给我的正是时候，两个小时后，他就昏迷不醒，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你当时怎么办了？”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不论谁处在我的位置上，他都会那样做的，不论在那里，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他的最后请求，都是神圣的，对一个水手来说，他的上司最后的请求就是命令。我向厄尔巴岛驶去，第二天就到了。我命令所有的人都留在船上，而我自己一个人上岸去了，不出我所料，我想见大元帅却遇到了一些麻烦，我把船长交给我的那个戒指拿了出来，元帅看过之后，马上就获准了。他问了一些关于莱克勒船长去世的事。而且，正如船长所说的的那样，大元帅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带去给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我接过了那封信，因为这是船长命令我这样做的事。我在此地靠岸，安排了船上的事，就赶快去看我的未婚妻了，我发现她更可爱，比以前更爱我了。但得谢谢莫雷尔先生，一切手续都在以前办好了，一句话，很顺利再就是我请人吃喜酒了。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已经结婚了，我本来是预备明天动身到巴黎去的，由于这次告密，我就被捕了，我看您现在和我一样，是很鄙视这次告密的。”
“是的，”维尔福说，“看来这象是实事，既使你有错，也只能算是疏忽罪，而且即然是奉了你船长的命令，这种疏忽罪就不算什么了，你把从厄尔巴岛带来的这封信交给我们，记下你的话，然后回到你的朋友那里去吧，需要你的时候，你再来。”
“那么，我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