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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心得》开篇就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于丹的一个朋友，原来是做媒体的，后来改行做了房地产，资产越做越大，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幸福却离他越来越远，他总是担心儿子上学后会被人绑架，于是选择将家人送往国外，留下自己孤独地在国内打拼。于丹由此感慨地说：“一个只拥有10 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
这就是于丹从《庄子》中悟出的“名利观”。解读经典，不单单要阐明文字包裹着的哲理，更应该知道它们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于丹立足经典又放眼现实生活。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决不限于将古文转化为现代汉语那么简单，她更强调阅读经典对人心灵成长的裨益，更注重将圣贤思想的精髓，转化为实际可用的处事原则。
如今从网上搜索于丹的信息，已达530万条之多，可称之为中国个人之最。从网上随意搜索一下，就可以发现于丹的演讲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其中邀请者不乏各地的政府机关，而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大学者从不讳言是“鱼丸”。“对症下药”给现代人提供“心灵鸡汤”。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是一位出色的布道人，也是将孔子的教学理念成果转化为传播理念而取得成效的传播大师。
读完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惭愧了，并感慨万分，可能她是成功的《论语》翻译大师，以通俗的形式翻译给大众，她让经典不再神秘，毕竟于丹没有篡改《论语》。我想劝那些老学究或称治学严谨的学者与其指责于丹，不如你也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具体进到通俗易懂地翻译经典，加入到于丹大众传播传统文化队伍中来。假如学士、硕士学习中文，学习先秦诸子等古典文学，而在博士进入传播专业，就比中文和哲学的学者多了一个翅膀，就更会利用大众传播驾驭中国古典，去弘扬祖国的文化。于丹的《〈论语〉心得》妙就妙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孔子的《论语》和东西南北、上下古今的人和事融合在一起，有条不紊地表述出来，组成各种各样的画面，读起来深感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活泼有趣，可读性大矣！我想，这就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理”在起作用吧！
如果说才华过人、魅力独特的演说家就是今天的于丹，那么，只有现场聆听于丹演说你才能体会在电视中完全没有的信息场，现场的气氛、听众的反应、现场发挥的细节等元素没有被电视省略，完全真实展现在你面前。2007年5月在京都世界孔子学院论坛上，我现场聆听了于丹的演讲，为于丹演讲展现的惊人才华，为观众顶礼膜拜的热情感到震撼。“于丹热”的出现，从于丹演说中的过人才华中可以找到答案。出色演说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说“于丹热”形成原因有很多因素，时代背景、国民心理、传播工具的推广等等都是关联因素。但“于丹热”形成原因中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个人才华和个人魅力。对知识才华的钦佩折服，对知识女性、学者身份的魅力追逐，都是形成大量狂热追随者的原因。于丹是学术上的超级女生，能有更多的人选择追逐学术超女，总比追逐文艺上的超女更值得提倡和鼓励。追逐学术超女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而特殊魅力的学术超女实在太少太少了。虽然至今有人反对于丹，但声音微弱难成气候，从于丹书籍发行的奇迹，到于丹演说多次出现的爆棚奇观，不难看出主流民意和主流价值的取向。
她带领人们来到老圣哲面前
过去古人用《论语》治国平天下；如今，现代人用《论语》经商、管企业、研究哲学和文学，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为人用，无可厚非。现在，以《论语》为材料，来研究孔子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喜可贺，《论语》又多了一种功能，于丹用自己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当中央台《百家讲坛》播放于丹“论语心得”后，中华书局在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并未估量过传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现“井喷”现象。殊不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今天许多人的心灵却面临精神“缺食”的危机，正是于丹运用《论语》传播的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喷香菜，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预示着《〈论语〉心得》会全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她把七亿中国人带到了一位年已2500多岁的老贤哲面前。于是这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变成了一个面目和善、言谈可亲的邻家老头，并借助于丹与一大群看书听讲座的现代男女，就他们的成长心事及奔小康、冲中产道路上的遭遇和不平大拉家常。睿智远见、为人们留有许多思考余地的孔子可能没有料到，2500多年后的今天，因有了一位女学者，他的经典语录再次重重地叩动着人们的心弦。
于丹是央视10套的策划顾问，《百家讲坛》早已经定了《论语》的题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讲人。“于丹有这个潜能，她会把握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尺度。”于是，负责人动员她主讲这个题目。于丹坦言：“起初我还不同意呢。我想有那么多老教授，怎么能轮到我讲《论语》？他们反复做工作，我忐忑不安地去试了试，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在国庆黄金周内，于丹分别讲述了《论语》中有关“天地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7个方面。在于丹看来，《论语》的内容70个方面都不止，但《百家讲坛》要求只讲7天。她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摘取自认为对大众现实生活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先取7个方面来讲。根据十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及媒体研究的经验，于丹相信听众会对这7个方面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需求。
在讲述中，于丹加进自己的心得，还串进去很多故事。她说：“作《论语》的考据，我没有资格和水平，我做的不是学术的解读，而是大众传播。制片人告诉我，我讲的要让15岁以上的人都能听懂，都喜欢听。”在于丹看来，这也正是《百家讲坛》的成功之处——让经典的东西走出象牙塔，让观众期待它，而不是媒体的自说自话。
于丹成功并非偶然
从传播的范围来说，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对内传播的传播对象在国内。传播者与传播的对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传播对象中间，比较容易听到传播对象的呼声，对他们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难了解，因而易于解决好传播的针对性问题。
相比之下，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就不好解决，因为传播对象在国外，远隔重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差异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习惯，不同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差异就给对外传播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在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对内的传播不同。比如说，在中国的对内传播主要是讲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而对外传播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但是除此而外，还要偏重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如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神奇的中医、中药和武术、美丽的风景区、古老的长城、多彩的民族、宗教的情况、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对外传播的内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辉，借以传播中国的两个形象：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形象和文明古国的形象。
对国内读者来说，我们用不着在报刊上去给他们介绍长城是怎么回事，新中国的国旗国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早知道了。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鲜东西，非常感兴趣。当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国内读者兴奋起来，喜欢这方面的报道，同样的内容讲给外国读者听，他们的反应却不热烈，因为在他们那里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场经济，你认为是新鲜的东西他却视为旧事物。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国外读者并不感兴趣，反之，外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喜欢。内外读者的胃口有别，我们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也应该有别。明白了那些区别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许多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以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为什么是于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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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播学有一种令人听起来感到不舒服的理论，叫做“靶子论”。这种理论形象地把传播内容比作箭，把传播对象比作靶子，而传播者呢，自然是操箭的弓手。据说，传播者是主动的，传播对象是被动的，而且散沙一般，无法抵御传播者的射击。只要你肯把箭射向靶子，传播对象就会应声而倒，即接受你的传播内容。这种理论，把传播对象视为愚昧的芸芸众生，把传播者视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人，似乎不管传播什么内容（真的、假的、善的、恶的、美的、丑的）只要不断地射箭，传播对象都会不加选择、也无须怀疑地加以接受。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传播对象岂可随意摆布？岂可任人愚弄？岂可去接受那些假的、丑的、恶的传播内容？你在那里无中生有地传播一些谣言也是可以击倒“靶子”的么？
“靶子论”早已行不通了，现在的传播者谁还按这种理论行事？“靶子论”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对待传播对象，它不是尊重传播对象，而是压服、愚弄传播对象。于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传播者总是高高在上，把自己视为教育者，把传播对象视为受教育者，我讲你听，我有发言权，你没有发言权，讲一次不行，再讲一次，用传播攻势来折服你，似乎谣言三遍也成真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大众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早已把“靶子论”抛弃了。其实，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是平等的，传播者尊重传播对象，而传播对象则依赖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我尊重你，你依赖我，通过传播这条纽带，把双方的心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报纸没有读者，报纸给谁看呢？读者离开了报纸，又怎样获取信息呢？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都离不开自己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他们才是传媒的主人，而记者、编辑、播音员只不过是受众的服务员罢了。写到这里，我们又可以说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既然是这样，传播者就要把传播对象看作朋友，非常友好地对待他们。现在常听人说“读者是上帝”。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未必太恰当，但可以看出读者在传播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对读者怀有美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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