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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人上官本来有机会把我当场一掌击毙，因为我的回答已经背叛了江湖，但是他只是叹了一口气，摸了摸我的头顶：“你就不应该来铁掌山。”
“我想，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我慌乱地回答。
从那以后，他不再接受告我逃课的帖子，甚至让勤工俭学中心安排我白天整理他的书房，这么一来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公然出入图书馆。由于上官的保护姿态，以后当我的行为更加荒唐的时候，再没有人在背后说上一句闲话。铁掌山上青龙堂专管纪律监督，下设200名检查使，他们无所不在，遍布全山，小报告的纸条飞来飞去，都是某某某行为不检，某某某举措失礼，寻常帮众见了他们都怵三分。但这些检查使从此却看不见我了，我当他们的面从食堂里偷馒头，或者做操时候抽烟，他们就把头别过去，和其他人大声谈笑。刚开始，是上官的力量使他们看不见我的，再后来，他们就习惯看不见我了。这种事情又美妙又叫人难受。
与此同时，我兄弟在名师指点下的磨练卓有成效。他开始变得凶狠、奸诈而残忍，这是一个江湖成功人士成长途中的必要步骤。他对我迷恋书籍和那些奇技淫巧的行为不屑一顾。“你现在活得就像一个懦夫一样——我们身逢乱世，要活下去，要为父母报仇，要出人头地，需要的是我这样的人而不是你。”他狠声发誓说，“江湖在上，我裘二夜夜发誓，我不会再过低贱的生活，我要策马江湖雄霸天下，哪怕是为此血流漂杵，裘二在所不惜！”
他很快用行动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二 光荣归于系主任
我写的小说平摊在面前的桌子上，像失去了生命的枯叶。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延续下去。我之所以想写这篇东西是因为大学的生活颇像江湖。十七岁时我考上了一所举世闻名的大学，十年苦读终于让我摆脱了贫困的家乡，进入到城市阶级里，这让我很是鼓舞了一阵子，但随即发现这儿的生活并不是梦想中快乐的玫瑰园。
进校那天的傍晚，所有的新生都被集中到了主楼前的广场上，主席台就设在主楼前的宽大台阶上，一圈脸色凝重的老师们包围着广场，像是大草原上围成圆阵保护幼仔的成年野牛。我们的学校是以理工科闻名于世的大学，号称工程师的摇篮。在将来的某一天，每个学生都要知道如何修建高楼，修建水库，或者修建大桥、监狱、法院、国家大剧院、飞机厂、经济适用房、豪华别墅、水塔、大炮工事、长城、北京西客站，诸如此类。他们极尊重这一荣誉，所以要确保新来的人不要出问题。
我不记得坐在主席台上那些面目模糊的领导们都说了些什么，后来终于轮到校长说话，他照例和我们交流了一阵国家兴亡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后，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但是——”他的但是喊得我们所有打瞌睡的人都一个激灵醒了过来。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最后一缕太阳的光线在主席台后方的主楼上沉没，它正把校园里最巍峨最雄伟最威肃最最盘根错节的建筑的阴影投到我们的身上。
校长脸色严肃，主楼的阴影为他披上一件黑色大氅。他脸上的每一道褶子，都在黑暗中放射出一种厚重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如此厚重以至于他的话就像是沉重的水浆，从放置四处的高音喇叭里冒着泡旋转着流出来，包围着我们。“但是——”他语重心长地望着将要托庇在他的羽翼下成长、壮大、出去搏击风浪的新生们，“这个社会依旧是危险重重——要警惕啊，同学们——”
在朦胧中，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喃喃低语：江湖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江湖就是刀头舔血你死我活；江湖就是杀人如草……这个喃喃低语是我父亲的声音。虽然我们出生于江湖的最底层阶级，但这不妨碍我们接受应有的义务教育。江湖就是想办法活下去。我的父亲，这个我的印象中苍白瘦弱的男子，卑微猥琐的趟子手在黑暗中摇着摇篮说。
“你们中有很多人会想留在北京，谁都想留下来。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要留下来，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不是每个人最后都能得到进京指标，只有那些好学生才能如愿以偿。我希望你们努力都成为好学生——如果你们办不到，就会被淘汰。不被我们淘汰，也会被社会淘汰——”
“在这儿，在我们这所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大学中，”他严厉地盯着底下没见过阵势惊疑不定的雏儿们宣布说，“每个月都有人被淘汰。”
全校大会结束后，我们又被早已准备好的各系头领拉进了各自门派的系馆里头。天色彻底黑了下来，灰暗的暮色中，两千多号新生就像水银洒到沙地上一样，从广场上涌到四周的曼道，以及曼道的曼道上，他们很快被曲折的道路和葱茏的树木所组成的迷宫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头一次意识到这真是个可怕的巨大学校。
我们的建筑系馆就是主楼的一部分，新生的专业教室被分配在最高的13层。主楼是50年代仿照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主楼设计的，它好像手掌的五个指头一样枝枝蔓蔓地向外延伸，中央主楼就是手掌的中指，原本也和莫斯科大学主楼一样有一个高大挺拔的塔楼，但在造到第13层时，我们的祖国和万恶的苏修划清了界线，这一伟大号召直接改变了社会万物的面貌，包括我们的主楼，这根中指没能最终树起来——但它还是继承了那些高大门拱、黑楼梯间和可怕的地下长通道。
系馆包括中央主楼的9到13层，我们乘两部摇摇晃晃的大电梯直上顶层。在电梯厅的门口，我们看到那儿树立着一只古旧的立式自鸣钟，时间的流光把它打磨得铜色斑驳。奇怪的是此刻明明是下午四点半，它的指针指的却是六点十五。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它指示的时间永远飘忽不定。
创系祖师的塑像就在古钟的对面。他那忧郁的目光穿过黑暗的电梯厅，每当电梯门一开，他就能看到所有那些羔羊一样鱼贯而入的嫡系子弟。
“他的妻子就是那个上世纪的美人儿。”一个黑影在我身后悄悄地说，“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也曾为她迷乱。我简直迷死她了。”在我身边嘀咕的人是我的同学，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海盗一样宽阔的肩膀，浑身都是茂盛的粉刺。他来自北方，他的名字叫老当。
我们系的新生80人，全部安置在一间苏式教室里简直是绰绰有余。在全系新生大会上，系主任照例和我们交流了一番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校长厚重沉毅不一样，他仿佛是个循循善诱的和善老头，是个和我们交心交底的朋友；“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的有毒的果实，我们这儿是片干净的大草坪，你们就放心地快乐地奔跑吧，我是你们的牧羊人，听从我们的安排，就不会摔交拌倒，就不会在墙上撞破脑袋。你们要信赖我们，把心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你们——做到了这一点，你们就能最后成功。”
他不无得意地笑着说：“在我掌管这儿的20年来，建筑系还没有人被淘汰——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严格管理。明天早上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这是一项新举措——所有的新生将实行军事化管理。”
大学的生活在第一天就开始向我们展示它的魔力：每天清晨，雾气蒙蒙中，我们被起床号唤醒，必须在一分钟内洗漱完毕，然后徒步跑往一公里外的大操场做操——两千个人在一块场地上做着机械划一的动作，这种行为艺术你该看看；在拥挤和潮气升腾的食堂里吃完早餐；背着图板和丁字尺，从车棚里牵出来满是铁锈的自行车，它们叮当作响，没有闸，一路掉着零件、泄着气和炸着胎；狭窄的林荫道上已经拥挤着12，000名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以及500名博士生和博士后。我们追随着这潮水般的大军，向教学区涌去。
我们策马舞枪奔向风车：素描课就是削尖铅笔在画纸上磨蹭，这项工作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数学课我们努力想理清傅立叶导数和建筑美学之间的联系；哲学课睡觉的学生和试图唤醒他们的老师之间总是作着殊死较量；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设计辅导课才是真正的极其悲壮：你要是看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就能轻松地想象得出这一幕：我们是一群散乱的步兵，套着破败的过时的皮甲，大部分人都没有马，只有徒步行进。比那些野蛮的苏格兰人更惨的是，我们没有后援，没有掩护，我们甚至不能一起并肩冲锋。在远处的山坡上，400到500名老师组成的方阵已经列好阵势，严阵以待。我们彼此打着气，开始单人独马地冲锋。
我总是想起《中途岛》中的镜头，八架美国复仇者鱼雷攻击机发现了由庞大舰队和战斗机群护航的南云航空母舰，他们一架紧随一架，低低地掠过蓝色的大海，撞碎在日本人的火力网上，完结了他们那自始至终就毫无希望的攻击使命。
风从草原的尽头吹来，夹带着厚厚的水汽。我夹紧了坐下的劣马，放低长矛，挺起盾牌，无望地向前驰去。
把这个蠢中庭给我挪一边去，老师说，一箭正中我的左颊。我抛下无用的长矛，腾出手拔出长剑，只想护住心窝，但老师毫不留情，轻舒猿臂，斜劈一刀，即连我的左臂一起卸下。
眼睛还不错，另一位老师说。她是个刚毕业的研究生，长得像是莴苣公主，头发大约有两丈长。左眼。她补充说。你应该学学安藤，她会说。如果是个男教师，则会说，你应该学学迈耶。如果男女老师都在，他们则会吵起来，剩下我茫然地盯着那只眼睛。我发现那只眼睛有点像她，有点水灵灵的，但我的头相比之下就大而无当。因此她把我的头抹掉了，只剩下一个眼睛，后来她发现眼睛看上去很漂亮只是因为有一排长长的时尚睫毛，于是我就只剩下一排睫毛了。这就是战场归来后的一点东西。其他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有的还能剩一只胳膊，一只脚趾什么的。运气好的时候，老师之间会起内乱，他们会打起来，相互邀请到天台上去决斗，那样同学可以趁乱卷起图纸，就可能多剩点东西。可是大部分人都是彻头彻尾地被切碎，挫骨扬灰，连尸体都找不到。那些没有尸体的人通常更加痛苦不堪，他们被列为失踪人员。
靠着残缺的躯体当然得不到学分，我们得到处寻找与自己的躯干匹配的肢体，那就必须到遥远的古墓、风干的天葬台、毛利人的锅里寻找。可资利用的尸体很多，像已经成为木乃伊的格罗庇乌斯、赖特；新鲜一点的矶崎新，安腾忠雄；只要配得上那排睫毛的都可以。有一些尸体是禁用的，因为它们传播瘟疫。例如F·盖里，库普·希梅尔布劳，B·屈米都在此列。它们的奇形怪状样让你看了就生气，就哭号，就沸腾。它们会引发集体无意识歇斯底里。系主任总结说，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是不需要解构的。当然啦，那是在解构盛行之前的事，后来库哈斯突然闯入中国，把CCTV的新大楼给占领了，于是很快大家都抢着歇斯底里地装点自己的门面。
对于解构主义，需要补充的是：这种主义以前是不让使用的，那就如同嬉皮士挤在一群长袍马褂的儒学大家中间，不但自己，而且让所有的人斯文扫地。假如我胆敢用了，老师就要把我拉去枪毙；现在不仅让用，而且还要和长袍马褂一起用，因为这样比较能凸显中国古老传统的兼收并蓄精神。这就是说，和不过份的后现代主义一样，不过份的解构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回头说学校。那时候下课后，我们还要在食堂为了一份猪肉粉条排上30分钟的队。排队的人倒是不多，但你得算上许多插队的人。插队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大家刚打完战，都带有火气，一眼看着不对，就能刀兵相见；一边吃晚饭一边就得转着脑筋想怎么占自习教室的座位，众所周知的是女生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她们用自己的长围巾一次能占上4到5个座位，这一现象直到有一天一个郁闷不平的男生用一卷手纸占了整整一排座位才有所缓解；我们整周整周地熬夜画图，能够安睡的夜晚并不多见，那时候，六个人的寝室里就像挤满了粗鲁汉子的客栈，鼾声和尖利的磨牙声冲刷着白天生死搏斗的疲惫。我们在学校里转着圈圈，从一座教学楼奔向另一座教学楼，学校里的教学楼越盖越多，它们和错综复杂的车道步道系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但又没有出口的迷宫。我们在迷宫里穿行，一路绕开那些尸体和飞溅的鲜血。
我们的系主任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矮胖子，他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宿舍和系馆之间穿梭出现，像水银一样在狭窄的楼梯上冲上冲下。没有一个微小的污点逃得过他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