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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之前，笔者用了一天时间阅读了此书，深深被故事中的哲理和二位主人公的命运而吸引；并引发了许多思考。这也要感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这是我近些年读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首先是两个主人公的命运对我的刺激最大。第一位是被人们称为“轮痴”的汽车大王金起燮，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除了造车、开车、卖车没有什么其它爱好，是一个被资本异化了的商人，是一个追求极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是将其一生都倾注于轮子上的一个“轮虫”，并在实验其“极致轮子”时丢掉了性命。第二位主人公是150年前被称为“天下第一商”的林尚沃，这个称号是他用几次大死大生换来的，是在极端危机状态下，即在炼狱中炼造出来的，他是曾当过二次嫖客的道德自律者，是“功成身退”并自居为“稼圃”的一个回归自然的种菜人，也是一个参透人生意义、经商大道的大智者。
前者属于现代型商人中的极致主义者，后者属于传统的中庸主义者，二人作为商人都是成功者，都是有大成就、大事业的人，从商人逻辑看二者无可非议。然而，从一个自然人或从人的生命本身意义上看，就不能说他们是成功者。前者是一个无趣的人，是一个生活状态极其不平衡的一个人。后者想“成人”，“成人”又必须脱离商业逻辑而回归田园，因为林尚沃知道在商业逻辑中他是不能“成人”的。中国有句俗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是江湖呢？我理解江湖就是行业逻辑，也可称为行业游戏规则。从政有政治逻辑，从商有商业逻辑，你不按各自的逻辑规则玩，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仕人或商人，在这两个逻辑中，有大量游戏是和理想的伦理追求相冲突的，是和林尚沃追求“圣人形态”的人生目标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林尚沃是在追求道德理想之过程中挣扎。这虽然是造就卓越文学作品之必须，但并不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愿意选择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商人形态”和“圣人形态”的巨大差距，看到了商人资本化和资本商人化而带来的悲哀。这正应了中国金文中的商字所预言的商人归宿（在金文中商字头就是一个噩梦的噩字）。
是不是在东方社会中商人的归属就只能如此了呢？是不是商业中人就不能找到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了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是能。实际上故事的背后隐约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逻辑，即自然人——商人——回归自然人，乃至升华为圣人的一个商人“成人”的逻辑线索。要成为商人必须先由自然人变为商人，肯定存在对人的异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在中华文化滋养下的中国商人大都没能完成由一个自然人到一个标准商人（或称为合格商人）的转化，有许多人根本就不想转化。这也是和新教伦理滋养下的西方人的一个重大差异所在，这一转化过程难，但下一个转化过程更难，脱化为自然人的商人就不是很多，同时又能升华为圣人形态的就少之又少。林尚沃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的陶朱公算是一位，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算是一位。实际上前二者还不能算真正修成正果，因为都是脱离商业后完成的，就是这样，当然亦可称颂。但真正没离开商业同时又完成升华的应该首推日本的松下幸之助。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松下之境界呢？我想起码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平衡人生”——即选择一个多元平衡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不能为金钱而献身，也不能为规模而折腰，又不能被扩张型或称为最大化型的资本性格所异化。要知道生活才是人生的中心，人只能为生活而献身，要知道我们商人还有亲情、友情、爱情┄┄，虽然很难达到，但我向往之。
上面反思的是商道中的人生逻辑，下面探讨一下商道中的经营逻辑。
本小说阐述的重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伟大，是直觉智慧的伟大，是预见力和判断力的伟大。这些伟大智慧或称为“商道”的背后经营逻辑是什么呢？我称之为“大事逻辑”，就是书中放手、放心、放钱的“种人参”的逻辑，而不是“卖草鞋”和“卖风筝”的“小事逻辑”。大事逻辑的特点如何呢，在此我们略作些简短分析。
一、 大事逻辑是算计的过程，而非计算的过程，是只求成败的，不求对错的。小说中“烧人参”一出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 大事逻辑是由观念引领目标的，而非目标引领观念，也就是康德说的是由观念出发，而非由事实出发。是让事实依照观念，而非让观念依照事实。也可以说是由战略走向战术，而不是由战术走向战略。书中例子皆是，不再细说。
三、 大事逻辑实际是大头逻辑，不当大头不能干大事，不当大头不能成大业。在书中林尚沃面对“刺客”，面对“间谍”等等故事，都是当大头能忍耐的好戏。有大忍耐才有大能耐即是。
四、 大事逻辑的着眼点是未来，而非过去，林尚沃当下所下棋子都是在谋求未来的战略拐点的发生，以获得超倍速的发展。以未来为着眼点的大事逻辑是一个开放的逻辑结构，对未来少钢性控制而多是柔性适应。书中向往的鼎之三足即是这种结构。可以说林尚沃是深谙中庸之道的大师。
讲的这些大事逻辑非常重要，是技术理性至上的当下社会所忽视了的，也是所有行业战略型领导者应必备的思维基础，是东方智慧优秀资源之所在。这也是本书给我们的最重要哲学思想。
但我还想说的就是以禅学、道学、儒学为背景的大事逻辑背后的缺失。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强调直觉的、重视悟性的一种文化，但大家可能会忽略的是伟大的直觉和悟性同时也可以造成伟大的错误。如何才能保证直觉和悟性的伟大呢？如何给直觉和悟性以坚实的基础呢？只有一条道，那就是科学知性和哲学理性。这是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直觉和悟性都是挑战概念、脱掉概念的一种思想方式，而科学知性和哲学理性的根基就是概念。如把人的思想空间分为四层，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四层楼。一楼是感性空间，二楼是知性空间，三楼是理性空间，四楼是悟性空间。西方哲学家（民众）大都只承认三层楼，不承认第四层楼空间，而中国哲学家（民众）对知性空间和理性空间大都不重视，而过分注重感性空间，尤其是悟性空间。这是在信息社会、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很难做得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知性、理性的基础上发挥直觉，必须在直觉和悟性的引导下进行知性和理性的论证，这才是合理的。这是更高级的一种理性，或称演进理性或称生态理性。
当下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最大局限就是缺乏科学知性和哲学理性，更不用说生态理性了，所以当我们读此书为之感动的同时多做些理性反思才对。
再者，在几个基础观念下，读此书便会更有收益。第一，本书是小说，是文学虚构，不是真实的案例。第二，即使有真实性，也都是小概率的成功，不能具体地参照，只能抽象性地继承。第三，本书有神话色彩和宿命论倾向，不可不注意。第四，本书多描述的是极端生存之道，还须知真正的大道是在平平常常之中。
河北万岁制药集团
吴雪君
20031118
关于商道书评
汤敏：‘商道’需要民间商业协会作保证
日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参加韩国小说家崔仁浩创作的哲理小说《商道》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论坛上表示：要使商道真正能够盛行起来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第一个条件首先是商业信誉环境，就是如何通过推动建立起来民间的商业协会来保证商业道德。
当记者提出此种观点有何依据时，汤敏回答到：我是学经济学的，所以我更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小说《商道》，我的第一体会，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商人或者说市场经济是怎么样约束的。比如说小说的主人公林尚沃因为贪污了500两银子，他的老板给当时的商界写了一封信，从此他这个人在整个的人参行业什么都不能干，只能打长工。就是他老板的一封信，就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后来林尚沃到北京来，带了一批人参，因为他有垄断的地位，一下把平常卖的人参25两一斤，一下子提到45两，当时北京的商人就是不买，好几个月没有一个人去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主人公只能把人参烧掉，采取了极端的死而后生的做法。当时的商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制约，这种商道如果没有民间的信誉强烈的制约，他这种商道不能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制约，因为你做了坏事或者不讲信誉，很快会被社会抛弃。我觉得那时候的信誉，在这种约束下，就是民间约束下，才能使大家讲商道，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风气。包括我们到古时山西钱庄遗址调研，就发现民间的信誉非常强，那时候不需要什么法律，也不需要检察院，也不需要民间法庭，就靠民间的信誉，就能把整个商业的秩序创造好，而且讲商道的你就能发展。
当记者提出目前我国商业环境是一个什么状况时，汤敏情绪激动： 现在我们民间的商誉不是太好，或者说应该有很多问题，我想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我们有很多体制上的问题，很多的国企发展本身只图短期行为，所以有好多的逃债，形成了一种风气。另外，我们民营企业发展的时间太短，原来的商誉是几千年形成的，我们的民营企业是在很短时间发展起来的，我们太过于注重依靠政府，包括盗版印刷，我们马上想到为什么政府不管？政府应该去管，我们老把商业建立寄托在政府身上，我们今后要从民间慢慢建立像我们几百年前在中国的商业里建立这套商业信誉，或者说通过民间的制约方式来改善商业道德环境。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才能行之有效地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民间协会组织这样的机构时，汤敏表示：在国外一般说行业协会的制约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行业协会的发展更多是官办的，以后行业协会的方式怎么样进一步发展起来，或者说民间怎么样进一步建立商业协会？辅助于政府的相关职能机构，使我们的商业环境更好一些，使我们的‘商道’真正能够盛行起来，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号召力领袖型的企业来发起行业或整个商业参入商业同盟，制定互惠互利条约，制定违反条约处罚条例，以期达到建立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商业道德有一个更好的拓展平台。
关于商道书评
治疗现代商业社会的药方
在阅读韩国作家崔仁浩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商道》的过程中。我始终怀有一种如对故人的亲切感。尽管我与崔仁浩先生素昧平生，对韩国文学也几乎一无所知。崔先生的这部力著是我阅读的韩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读过头几页后，我就被它吸引，用“一经捧读便不忍释卷”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开篇第一页就写韩国麒坪集团领头人、会长金起燮先生因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试验自己企业刚刚生产的一款新车，在比斯巴登附近发生车祸，不幸辞世。这位会长与书中第一人称的我——作家郑先生有一面之交。因此，在金会长死后，郑先生接受主管麒坪集团实务的企划协调室主任韩基哲的委托，为金会长写一部传记。郑先生在韩哲基的帮助下，清点金会长的遗物时，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皮夹中有一张小字条，写有“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十个字。郑先生通过查访，发现这句话来自十九世纪的《稼圃集》。而该书的作者，便是当时韩国的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商”的首富林尚沃。尽管历史才前进了不过两百年，但林尚沃在当今的韩国商界，却似乎已无人知晓。于是，郑先生便开始了对林尚沃的商业生涯的研究与发掘……。
我本人写作历史小说，深谙那种搜求历史古卷青灯的寂寞，自然，那种久获不得却因一次偶然而解开历史之迷的快乐也曾使我得意忘形，恨不能即刻举杯邀月痛饮。从崔仁浩先生的书中，我重又获得了这种体验，有时，我们是浩浩沙漠的旅客，有时，我们又恍如剡溪访友的古人。
崔先生笔下的林尚沃，虽然奇特，可是我们并不陌生。在林尚沃生存的年代，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与他经历相仿佛的传奇商人胡雪岩，经高阳先生的小说，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