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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最后，曼昆终于向大家介绍他请来的“神秘来客”——鲍曼（Yoram Bauman），曼昆称之为“一位最幽默的经济学家。”
这时，一个年轻人生气勃勃地走上讲台，面带微笑，向1000多观众开始轻松自如地表演喜剧。他的表演充满了对自己、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讽刺：
“我爸爸以前对我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因为没有需求。’我对他说，‘我是一个供给派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喜欢考虑边际效应，所以他们去商店买橘子的时候，一个一个地买。”
“微观经济学家经常对个别事情判断失误，宏观经济学家对所有事情都判断失误。”
“经济学家在中国餐馆吃完饭以后，不看幸运饼（fortune cookie，一些西方的中国餐馆所送上的饼干，内置纸条，写着各式祝福或预测内容）里夹的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只会在纸条的空白处计算菜单的价钱。”
“经济学家不变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在想孩子今后会更值钱。”
“研究金融的经济学家明白和钱有关的一切事情，但他们自己却穿得像一个叫化子。”
（注：鲍曼是经济学博士，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环境经济学讲师，德国后裔，在美国各大城市时常举行个人喜剧表演。）■
二十六 如何寻找幸福之路
哈佛女校长毕业典礼致辞：“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
哈佛本科生毕业典礼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历时三天的毕业典礼周。今年的毕业典礼，从6月3日持续到5日，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6月3日的主题是校长在学生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演讲，地点是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纪念教堂。这一习俗始于1642年的哈佛第一届毕业生，目的是在学生正式毕业之前有机会与校长在宽松的氛围中随意地交流。但随着哈佛规模的扩大，这种交流也逐渐演变为相当正式的校长演讲。
哈佛的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刚刚一年，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校长。她今年的讲演集中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哈佛毕业生都问她：为什么大约一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资银行或名牌咨询公司工作？
福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思考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丰厚的薪水和待遇无疑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你们很满意自己的选择的话，为什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她认识到，有些学生在选择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时是被迫的，他们觉得不这样选择不行。“你们其实在问我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放下外表的伪装，回到这个问题最初的起因。”
福斯特说，“我想你们在担心传统上看起来‘成功’的生活和你们心里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常是不一致的。你们在想，如何把这两个目标在下一步选择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你们发现这两个目标不能统一，所以你们会困惑会提问。”
她接着说，“人在做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失有得。你们也在担心被你们放弃的那些工作、那些研究生项目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对你们的困惑和担心，我们也有责任。因为自从你们第一天走进校园，我们就要把你们培养成领袖，肩负起领导世界和未来的责任。我们对你们的巨大期望可能成为你们的负担。你们在努力寻找一条路，一条既满足自己的心灵，又不辜负众望的路。”
“你们在寻找一条幸福之路。怎么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逐渐变老。有研究显示，年龄大的人比年纪轻的人生活幸福程度要高。但也许你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才找到幸福。那怎么办呢？”
“当你选择在薪水丰厚的华尔街工作，你可能在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一个政府职员、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记者怎么能够养家糊口呢？如果要成为一个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不知道要在研究生院里呆多少年，写多长的博士论文才能毕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不试一试，就永远不知道答案。”
福斯特说，人生有A与B两种方案，生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永远有时间做你的预备方案B，但不要一开始就从方案B出发，而是要大胆地追求你最喜欢的方案A。“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
“你们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在问你们自己。你在选择事业，同时也在审视你的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这种自我批判意识和自觉是通识教育给你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最好的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识教育是自由的——是使你自由，使你更好地主宰自己的生活，更好地发现人生的意义，做更好的选择。最好的寻找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办法是不断追求，永不停止，永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行业，改变路途，没有关系。生活的意义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发现。”■
二十七 当前经济与70年代滞胀之异同
伯南克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比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强调灵活性和适应力对经济体和个人同样重要
6月4日，哈佛毕业典礼周进入第二天，当天的主题是毕业生在Tercentenary Theatre自己组织的聚会。这个聚会不像毕业典礼那么正式，目的是让学生交流在哈佛四年的学习生活的体会。
今年学生聚会上的主题演讲人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虽然天公不作美，但现场依然坐满了几千名毕业生和家长。
与去年的讲演人克林顿相比，伯南克显有不同。他没有像政治家那样刻意与观众拉近距离，激发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从学者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高通胀低增长时期的区别，强调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伯南克特别说到，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同样重要。
这位1975年的哈佛本科毕业生首先提及自己的毕业典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次回到母校，距伯南克毕业已是33年之后。
伯南克回顾了自己毕业时的经济形势，着重讲解能源和生产效率两个问题，突出当前的经济形式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不同之处。
当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刚刚从越南撤军，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每桶石油从1972年的3。2美元到1975年将近14美元），粮食和其他物价飞涨，通胀率在10％以上，失业率达到9％，经济增长低于美国长期增长的平均水平。
尼克松总统被迫采取价格管制，特别是石油产品的价格。但其结果是，人们在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一些地方甚至实行了单双日制——以车牌号码的单双来决定在单双日加油。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国内石油开采和生产也没有积极性，使得汽油短缺和通胀预期雪上加霜。
伯南克指责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高估了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美联储也低估了自己控制通胀的能力。当时的美联储认为工会的作用和一些市场垄断性公司导致了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但伯南克认为这些只是表象，不是问题的根本。1979年，在新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Paul Volker）的领导下，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一政策有力地打击了通胀。
伯南克说，这段经历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高通胀对经济有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二，中央银行必须争取中期的物价稳定。
现在的经济形势与当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现在原油的价格是2003年的四倍多（2003年原油的价格仅仅是每桶30美元出头，现在的价格将近每桶130美元），与上世纪70年代油价增长的幅度差不多，但是，经济效率却大有不同。首先，加油站没有等待加油的长队。其次，在次贷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很低。
伯南克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能说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比33年以前的经济更具有灵活性，更有能力适应困难的情况和挑战；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提高了很多。这些进步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基础。”
“最近四个季度的平均通胀率是3。5％。虽然比我们希望的高，但远远低于70年代中期双位数的通胀率。而且，通胀率增长的幅度，最近一年是1％，也远远低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6％的增长。”伯南克承认，如果人们认为现在高石油价格导致的通胀是暂时的，那么现在的通胀率就会很快降低；如果人们认为通胀是长期的，并且这种通胀预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设置，那么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恶性通胀就会给美联储出难题。他说，美联储会继续仔细地跟踪通胀预期。“幸好，现在的长期通胀预期还在百分之零点几的范围，而70年代中期是百分之几的范围。”
那么这一轮石油价格的四倍增长为什么没有给美国带来像70年代那样的经济后果呢？伯南克分析，美国经济所需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自从1975年后降低了大约一半。这个进步不是因为政府组织的节能项目，而是因为家庭和私有经济体在应对高能源价格时采取的各种节能措施，包括提高对节能仪器设备的大量投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已经从70年代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承认长期通胀预期对我们保持低通胀至关重要。在目前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保持人们对美联储承诺稳定物价的信心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然后，伯南克转入另一个话题。“就像亚当·斯密在1776年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比任何其他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中都更重要。”
伯南克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在每年2。5％，这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弹性和生命力。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表明，科研技术创新必须要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应用。“这个国家（美国）的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灵活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个人创业的传统，和强有力的科研体系都帮助确保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转变为商业用途。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都有重要贡献。”
他说，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也加剧了。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技术创新给高技术的员工带来的好处比低技术员工的好处要高。而且，国际贸易的增加和工会作用的减弱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收入不平等呢？”伯南克问，“回答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价值观和艰难的取舍（tradeoffs）。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阻止我们经济活力的举措是错的。虽然新技术和国际贸易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或减少对他们的旧技术的需求，但妨碍新技术的实施和国际贸易，从长远看只会得不偿失。从近期看，更好的选择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政策性帮助。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可以赢得公众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灵活性的支持。”
“从长远看，提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教育和提高美国员工的技能。”二战后，美国生产效率的迅速增长，与同时期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最近几十年教育发展的速度慢了许多。更糟糕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在思考如何发展教育的时候，伯南克着眼于学前班以前的教育和大学毕业以后的非传统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社会大学、专科学校、在职教育、远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一生一世不断学习的途径。这些广泛的学习途径和我今天强调的经济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伯南克把话题转向哈佛大学毕业生。“通过个人努力、才华和一些运气，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教育。你们的教育，具体地说，是你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是你们最大的财富。这一财富与其他财富不同。你运用的越多，这一财富增长的越快。所以，好好利用你们所受的教育。”
“经济学家的预言不准是众所周知的，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你们现在对十年后、二十年后和三十年后的预期和今后的现实会非常不同。30年后，我的同学录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很多成为律师、医生、教授、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