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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有这种好事！”瑞琪也拿起毛巾擦手。“什么时候去呀？”
他们把用过的毛巾放在吧台上。侍者立刻走过来，把毛巾拿走，然后在他们的茶杯中倒满绿茶。等她离开后，安迪才笑嘻嘻地告诉瑞琪：“下个礼拜，从星期二到星期四。”他伸出手来，从一艘漂流而过的小木船上抓起一盘加州肉卷，一古脑儿塞进嘴巴。“唔，好吃。你也来度个假嘛！好玩哦。”
瑞琪也伸出手来，从下一艘小船上抓起两块熏鱿鱼，放在自己面前。她拿起筷子，夹住其中一块，蘸一蘸酱油和芥末，送进嘴巴中。“好吃！这家料理店制作的寿司，是整个东湾地区最棒的。”
安迪瞅着她。“瑞琪，说正经的，你何不下来玩一天呢。”
瑞琪喝口茶，把熏鱿鱼寿司送进她肚子里。“你们公司还有别人去吗？”
“没有！就我一个人。”
“你女儿卡蒂怎么办呢？”
“她到朋友家住几天。”安迪拿起茶杯，啜了一口。他从茶杯边缘望出去，两只眼睛盯住瑞琪的脸庞。“也许，你也可以把凯尔送到朋友家，住一晚。”
瑞琪乜起眼睛睨了安迪一眼：“我们是在谈论我正在考虑的那件事情吗？”
安迪放下茶杯。“我不知道。’他咧开嘴巴笑起来。“我们在谈论那件事情吗？”
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瞅望着，坐在寿司吧台旁，好一会没吭声。中午时分，料理店十分热闹，挤满出外吃午餐的上班族，但这一刻对瑞琪和安迪来说，整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安迪的腿碰触到瑞琪的腿。这一刹那间，瑞琪只觉得整个人莫名地亢奋起来，就像1年多前，在舍威餐馆，她第一次跟安迪吃饭时的感觉。
瑞琪放下筷子，拿起酒瓶。瓶子旁边堆着一叠空盘子。她把酒瓶举到安迪面前：“想不想喝一杯日本清酒？”
第四十二章
期待不好的事情发生，那种感觉可真难受啊——就像一群沾满果酱的红蚂蚁，黏答答地攀附在你身上，叫你怎么摔也摔不开它们。你努力去想别的事情，譬如说，幻想自己这会儿正躺在潺潺溪水旁一株柳树下睡觉，但是，不到10秒钟，你的思绪就会被引回到那群红蚂蚁上来。
期待坏的事情，固然会让你感到烦躁不安；期待好的事情，却也不见好受多少。譬如说，准备结婚或者准备跟总统见面。就拿后一个比方来说吧。如果你没有机会让期待的过程煎熬你——如果你只是在一家超级市场跟他不期而遇，你也许会问他，洁牙线放在哪里。但如果你有一两天的时间想这件事，让那群红蚂蚁尽情折磨你，那么，等到你终于穿着新衬衫去见总统时，你早已经被折磨得忘光了台词，只会像白痴一样流口水。
老实告诉你，自从巴特和那位容貌娇美、个性强悍的南方护士小姐谈过话后，我的口水已经沾湿了6件衬衫、2件毛线衣和1件防弹背心。因此，隔天早晨，史蒂夫·索耶医生把我从一个小组活动中叫出来时，我心里早已经准备。但我真的做好了准备吗？
史蒂夫年纪跟我差不多（也许大我几岁吧），头发褐色，脸孔轮廓分明，长得还挺帅的，尤其是他那双眼睛，显得无比坚毅，却又流露出一股深沉宁静的神采，就像一棵红杉。他身上穿骆驼呢外套、名牌白衬衫、烫得笔直的黑长裤和一双亮晶晶的皮鞋。他脖子上系着的那条丝质领带，让我想起梵高的名画《星夜》。一看见我，他脸上就绽现出笑容来，表现出一副很热络的样子。他陪我走下长廊，进入一个小房间，里头摆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和一台电话）和一个架子（上面放着电视机和录像机）。史蒂夫在电视机旁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这时候，那群红蚂蚁又爬出来骚扰我了。我开始咬牙，跺脚，双手使劲揉搓着绿色塑料椅子扶手。
“今天早晨，我跟你的治疗专家珍娜·蔡斯医生通过电话。”史蒂夫告诉我。“我也向我们的护士丹尼斯询问你的情况。你看起来很焦躁。”
“你是不是想尝尝当一个多重人格患者的滋味？嗯？每一个人都想。”我伸出手来，拍拍史蒂夫的胸膛，然后竖起一根手指头，摸摸他领带上绣着的黄色星星图案。“这条领带挺花哨的嘛！”我抬起眼睛，睨了他一眼，然后坐回椅子上，一面揉搓着扶手一面摇晃起身子来。“我一点也不感到焦躁。我是个死人。”
“告诉我——”史蒂夫说。
“死人不会讲故事哦！”我说。
“你还没死呢。”史蒂夫心平气和地说。“你只是感到害怕。”
“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不害怕——”
“你到底害怕什么呢？害怕在电视上看见你那群分身？”他伸出手来敲了敲电视机。
我的身体摇晃得更加激烈了。“那只是一个箱子而已，没啥了不起。我是个死人。”
“你是个活人。”史蒂夫的口气十分坚定。“你渴望看见这个箱子冒出的东西。”
我一个劲摇头。“我一点都不渴望——”
“你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就是想看一看从这个箱子里冒出来的东西。”
我伸出手来指着电视机，只顾摇头晃脑袋。“我不要——”
“卡姆，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在讲什——”
“说出来啊。”
“你这个浑蛋——”
“告诉我！”
“你到底要我告诉你什么呀？”
“说出来！！”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史蒂夫也跳起来。一股怨气从我的腿部上升，穿过我的腹部、心脏、肺部和喉咙，从嘴巴冒出来。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扯起嗓门厉声尖叫：“我——不——想——知道！！”
接着，整个房间陷人一片死寂中。我垂着头站在那儿，只是摇晃着身子。史蒂夫静静地瞅着我。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腔：“卡姆，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接下来整整1分钟，两人都没说话。我终于崩溃了。
史蒂夫敞开心胸，站在我身旁，柔声说道：“如果你在录像带上看见你那群分身，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吃力地抬起头来，噙着眼泪望着我的医生，抽抽噎噎地说：“那么，我就会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
史蒂夫沉吟了一会儿，倾身向前，伸出手来拍拍我的肩膀。“对……这一来你就可以获得解脱啦。”
我的身体又颤抖起来。我又哭了——为尘儿、克莱、戴维、安娜、特露蒂、斯威奇、莫扎特、怀亚特、巴特、佩尔、利夫和浪子而哭——为依旧被禁锢在我心灵中的每一个分身而哭——为瑞琪和凯尔而哭。但我绝不会为我自己而哭。
那天晚上我跟瑞琪通电话，告诉她，我和我那群分身准备拍录像带了。不知怎的，我觉得今晚瑞琪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冷淡。后来我才晓得，那时她才跟安迪通完电话。她祝福我们，然后就叫凯尔过来听电话，跟爸爸说声晚安。
没多久，珍娜就打电话来——幸好这时我还没吃安眠药。利夫告诉珍娜，他跟佩尔和巴特已经跟史蒂夫·索耶医生拟妥一份名单。单上开列出参加录像的分身们的名字，以及出场顺序。利试夫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黄纸（我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份名单），念给珍娜听。克莱第一个出场，接下来是巴特、利夫、佩尔和尘儿。珍娜同意这样的安排。她叫我出来，跟她讨论一下。这套方案挺不错的。这一次，我们这伙人终于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
那群红蚂蚁终于走了，不再骚扰我，但我心里却感到一股深深的愧疚。毕竟，是我把我那群伙伴带到这儿来，是我把他们拖下水。我是这家“伤心旅店”的经理，然而，当客人有事找我的时候，我却紧紧关上办公室的门，把音响开得震天响。我是个浑蛋。
听我这么发牢骚，珍娜着实把我训了一顿。她要我花1分钟时间，好好听一听我内心中那群伙伴的意见和想法。大伙都给我加油打气。每一个人都说：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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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我心里依旧感到怪怪的。到了正式录像那天，我觉得我的肚子仿佛变成了一台洗衣机，里头装满破旧的工作服。
幸好，我们不必等候，因为报名参加录像的病友们来到现场后，一个个都打起退堂鼓来。一个看起来挺和蔼可亲、名字叫约翰的家伙坐在一个三脚架后面。架子上放着摄像机。而我就坐在他对面，浑身感到很不对劲，简直如坐针毡。约翰手里拿着我那群分身的名单。他看到佩尔的名字，特地询问我，这个少见的英文名字到底应该怎样念才对。我和佩尔都觉得，这位摄像师挺细心、挺有礼貌。
接着，约翰就启动摄像机，正式展开访谈。首先，他问我一些例行的问题，诸如姓名、住址、学历和家庭状况等等。然后他问我两个问题：我知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来接受录像访谈？问完话，他就请克莱出场。倏地，我消失了。克莱现身。
克莱原本以为他是来当明星。拍摄一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灵犬拉西》中的一集。约翰告诉他，这是一段专门为卡姆、克莱和其他伙伴录制的访谈。克莱感到有点失望。约翰问他今年几岁，跟卡姆和其他分身熟不熟。然后他问克莱，心里有什么话想跟卡姆说。克莱耸起肩膀缩起脖子，结结巴巴地说：“告诉卡……卡……卡姆，我不想让凯……凯……凯尔害怕我，因为如果凯凯凯尔害怕我，他在在在家时，我就不能出出出来玩啦。”
约翰伸出手来指着镜头：“看这儿！你直接告诉卡姆。”克莱睁大眼睛瞪着摄像机：“请你告诉凯尔，我不不不可怕。我是个好好好孩子。他不用害害害怕我。”
病友伊迪在旁观看。她说：“不，克莱，你一点都不可怕。你是个好孩子。”
另一位旁观的病友戴比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她的一个名叫安迪的分身。她用小男孩特有的尖细嗓音说：“克莱，我好喜欢你哦。”
克莱笑了笑：“安迪，我也喜欢你。”接下来整整1分钟，没有人开腔。约翰说，现在轮到巴特出场了。克莱说一声“拜拜”，倏地消失无踪。巴特现身。
你也晓得，巴特永远是那副德性：放荡、调皮、讨人喜欢。不到15秒钟，他就把房间中的女孩们逗得咭咭咯咯直笑，乐不可支，仿佛他们正在沙滩上举行聚会似的。约翰要他谈谈他在医院里的感受。巴特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约翰，他知道我们——我和我那群分身——全都是查特医院的病人，大伙儿现在正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设法克服心理障碍，勇敢地面对事实。约翰问他心里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巴特凝起眼睛，直视镜头：“卡姆，别放弃！多重人格症是一种团体运动。我跟你并肩作战。我们是一个团队的队员。”然后他就开了个玩笑：他得马上去找一座电话亭，钻进里头换装，变成“超人利夫”。
大伙儿被巴特逗得笑哈哈。说时迟那时快，倏地，利夫冒出来啦。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改变——仿佛你看电视时，从充满欢乐气氛的电视剧《海滩宾戈》一下子转到正经八百的新闻节目《60分钟》。利夫一脸正经，他交叠着双腿，卷起衣袖，眼睛直直瞪住镜头，连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我也感觉得出来，房间里的人看到这么突出、鲜明的对比，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约翰询问他在我们这个团体中的职务。他不耐烦地回答：“我的任务是确保卡姆会把每一件事办妥。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交握着双手，然后摊开来，掌心朝上：“问吧。”
约翰说，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请教他，只是想请他出来，面对摄像机镜头随便谈谈。
利夫把他那交叠着的双腿分开来，眼睛直视镜头：“好吧！我心里倒有一些话想告诉卡姆。”倾身向前，他伸出胳臂直直地指着镜头：“别忘了，咱们俩是工作伙伴。我在幕后筹划和推动，你在台前负责执行。我们一伙人……跟你是一体。”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把双手环抱在胸前，浑身肌肤绷得紧紧的。整个房间鸦雀无声，大伙儿噤若寒蝉。“现在轮到佩尔了！”说着，他立刻转换身份，隐遁回我内心中，让佩尔出场。
佩尔永远是那个样子：不急不慢、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心平气和。他对我们这一伙人的一个团队面临危机时的处理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他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我们面对的共同问题。不过，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忧心：卡姆的众多分身中，有几位觉得他们在卡姆家里不受欢迎。佩尔面对镜头，向我提出呼吁：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房间中的一位病友询问佩尔，卡姆的儿子凯尔有没有跟他父亲的分身见过面。佩尔回答说